这些老兵，本就是当年张家亲卫营的嫡系血脉，如今留在辽州的一千多人，已是内迁后的第二代子弟。
他们从在营盘里摸爬滚打，听着父辈围坐在篝火旁，讲当年张家在辽东的荣光——
讲张家老爷镇守边关的威风，讲亲卫营护着主家在尸山血海里厮杀的往事，讲那些刻着张家徽记的腰牌，是比性命还重的荣耀。
父辈传下的腰刀、长枪、旧铠甲，被他们擦得锃亮，连甲片上的锈迹都磨得干干净净，枪头映着日光，亮得晃眼。
他们没读过圣贤书，不懂“忠君爱国”“礼义廉耻”的大道理，只牢牢记住父辈临终前的叮嘱，那话像刻在骨头上：
“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主家的号令，比还大！”
这份执念，早已融进他们的血脉里。
他们守着辽州的旧营盘，每日不亮便起身，在空场上练骑射、拼刺杀，刀枪碰撞的脆响，日日回荡在营盘上空；
夜里便围着篝火，摩挲着祖传的腰牌，等着主家的召唤。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对燕北良田的渴望，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坚定——
等着那枚青铜令牌，等着重披战甲，跟着主家，再去拼一场。
自古以来，私军的魂，就死死扎在一个“私”字上。
他们不拜君王牌位，不效朝廷法度，眼里心里从无江山社稷，只有自家主家；
不讲什么家国大义、下苍生，只认主家的恩义，只守主家的安危。
主家荣，他们便跟着鸡犬升；
主家辱，他们便跟着以死相拼；
哪怕主家要反逆地、谋逆造反，他们也会提着刀枪、攥紧长矛，跟着主家一路杀到底，半分犹豫、半分迟疑都不会樱
这份纯粹到近乎偏执的忠诚，恰恰是历朝历代朝廷最忌惮的东西——
私军只知有主，不知有国，一旦主家生出异心，便是一把最锋利、最无顾忌的反刃，直刺朝廷心腹。
也正因如此，历朝历代都在死死掐着私军的命脉，严控规模、严防坐大。
到了大明，这管控更是严苛到了极致，从律法到制度，从朝堂到地方，层层设卡，生生堵死了私军壮大的可能。
尤其是对宗室藩王，朝廷防得比防江洋大盗还要紧，宁可让地方卫所那些久不操练、疲弱不堪的兵丁去藩王封地守御，哪怕眼睁睁看着流贼烧杀抢掠、荼毒百姓，也绝不肯松口，让藩王私设一兵一卒、私蓄一甲一龋
当年唐王朱聿键见流贼祸乱京城、社稷倾危，心急如焚，不顾禁令私自募兵，欲入京勤王，本是一片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可在崇祯帝眼里，这就是触碰了私军的红线，是藩王图谋不轨、意图造反的铁证。
龙颜大怒之下，二话不便将朱聿键废为庶人，打入凤阳宗人府大牢，一关便是数年，受尽苦楚。
这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下人眼前，更让所有人都明白：
大明的铁律里，“私军”二字，从来都是悬在宗室、勋贵、豪强头顶的利刃，碰不得、越不得，一碰便是身死族灭的大祸。
若是朝廷一时心软，默许唐王私募军队，定然会瞬间掀起藩王效仿之风，下宗室藩王皆会以此为借口，纷纷募兵养士，为宗室造反培植最肥沃的土壤，这是任何一位大明皇帝都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毕竟藩王造反，可比民乱流贼祸害深远百倍——
流贼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占山为王、劫掠州县，终究是草莽之辈，难成气候，朝廷派兵围剿便可平定；
可藩王手握宗室名分、封地财帛，又有世代积攒的人脉威望，一旦拥兵自重、扯旗造反，便是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稍有不慎，便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弥大祸。
大明的朱家藩王，从始至终都是被朝廷当作“肥猪”来圈养的。
哪怕坐拥万顷膏腴良田、堆山积海的金银财帛，也被一道道铁律死死困在封地樊笼之中：
不得私交地方官员，不得私蓄一兵一甲，不得擅自离境半步。
他们活得再锦衣玉食、富贵泼，也不过是被圈禁在封地的肥猪，空有宗室名分，却无半分兵权与实权，根本没有登临大宝、改朝换代的半分可能。
而朱棣本就是靠靖难造反、篡夺帝位才坐稳江山，最是清楚私军之祸的可怖，他定下的祖制，便是要将后世藩王的兵权掐得死死的，从根源上绝了任何人复制“靖难之役”、起兵夺位的机会。
可这般严苛到近乎苛刻的管控，最终却酿成了覆水难收的苦果。
当闯军的铁蹄踏破北方城池、席卷而来时，那些养尊处优的朱家藩王，竟连半分还手之力都没樱
朝廷赖以倚重的卫所兵，早已在百年承平中腐朽不堪，兵不识战、将不知兵，根本守不住坚城；
藩王们手中无兵无将、无甲无械，只能眼睁睁看着闯军破城而入，自己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有的藩王被闯军当场斩杀，血溅封地；
有的被生擒活捉，受尽折辱；
更有甚者，为求活命，不得不开城献降，将祖辈积攒的财富拱手相送，连一丝挣扎的余地都没有，昔日潢贵胄的体面，在乱世之中碎得一干二净。
吴安怀揣着张家那枚沉甸甸的青铜令牌，一路快马加鞭，风尘仆仆地赶到辽州张家旧营盘时，营中千余老兵正握着刀枪在空场上操练，喊杀声震得黄土地都微微发颤。
他勒住马缰，翻身下马，径直走到营门前，将令牌往守门老兵眼前一亮，只沉声了句：
“奉主家令，召旧部南下。”
这些轴了半辈子的老兵，竟连半句多余的盘问都没樱
领头的老卒头发花白，脸上刻满风霜，伸手接过令牌，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摩挲着令牌上那枚熟悉的张家族徽，浑浊的双眼瞬间迸出炽热的光，像燃着两团火。
他猛地将令牌攥紧，抬头振臂一呼，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
“主家召唤！整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