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津土地清丈工作的全面铺开与深入，表面上的秩序井然与数据增长背后，官场权力格局的暗流涌动，已非技术官僚赵秉文所能完全掌控。
在这场牵扯到土地、赋税、以及无数人切身利益的宏大行动中，警务处长杨以德与津县知事张维新，这两位被赵秉文倚为“左右臂膀”的地方实力派，正以各自的方式，利用这一“国策”赋予的权柄与缝隙，悄然重塑着自己在津的政治版图与影响力网络，其中尤以手握警权的杨以德为甚。
杨以德，此人出身行伍，后转入警界，以其精明强悍、善于钻营而着称。
他深知，在民国初年这权力更迭频繁、法度未固的乱局中，实权与地盘远比空洞的官阶更为重要。
此次奉令协助清丈，维持地方秩序，对他而言，实乃赐良机。
他以“确保清丈顺利，严防奸人破坏”为名，将大批亲信巡警分派至津各区的清丈现场及临时办事处。
这些巡警，明面上是维护秩序的武装力量，暗地里却成了杨以德延伸触角、收集情报、施加影响的触手。
他们不仅监视可能出现的暴力抗法，更有意识地介入到清丈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土地纠纷里。
当赵秉文的清丈队与某些地方大家族（尤其是那些与杨以德素无渊源或曾有龃龉的）因土地边界、产权历史、隐匿田产等问题发生争执时，杨以德麾下的警察便会“适时”介入。
他们以“协助调查可能涉及的欺诈、侵占、妨害公务等情事”为由，大肆搜集相关家族的“证据”
——不仅是土地问题，更旁及这些家族商业往来、人事关系、乃至以往可能不太合规的旧事。
对于那些杨以德认为对自己有潜在威胁、或难以驾驭的家族及其在官场中的关联人物，这种调查往往带有明显的打压色彩，罗织罪名、传讯关键人物、冻结部分资产，手段层出不穷，意在削弱其势力，或迫使其就范。
反之，对于那些早早向杨以德示好、表示服从、或被认为有拉拢价值的地方势力（包括一些配合清丈的地主、商人，乃至某些与杨有旧的中下层官吏），其涉及的土地纠纷，杨以德的警察则往往表现出“慎重调查、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姿态。
即便存在争议，也尽量引导调解，或在证据收集上“网开一面”，使其在随后的官方裁决中占据有利位置。
通过这种选择性执法与差别化对待，杨以德迅速在津各地区编织起一张以警权为纽带、以利益交换或威慑服从为基础的关系网络。
许多地方势力为了在清丈风波中自保或获利，不得不向这位手握实权的警务处长靠拢，献上“忠诚”与实惠。
津县知事张维新，作为地方行政首长，亦非全然被动。
他利用县公署在土地纠纷行政裁决、赋税初步核定、以及换发新契等方面的法定职权，在赵秉文制定的原则框架内，进行着微妙的操作。
他需要平衡各方诉求，维护地方基本稳定，同时也在观察风向，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于杨以德明显施加影响的案件，张维新往往需要权衡：是坚持相对独立的行政判断，还是顺势而为，与杨维持某种默契？
在多数情况下，出于对警权现实威慑力的忌惮以及维持地方官府运转顺畅的需要。
张维新倾向于在关键问题上与杨以德保持协调，至少不公开抵触，从而在清丈大局中，也悄然扩大了县署（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务上的话语权，并接收了一批因惧怕杨以德而转而寻求县署“保护”或“项”的士绅商饶依附。
于是，在县公署那间常常用来调解土地纠纷的厅堂里，表面上是清丈局吏员出示数据、文书引据法条、各方陈述辩论，最后由张维新或指派的官员“秉公”决断。
但明眼人都能感觉到，警务处的无形影响力如同空气般弥漫其间。
杨以德本人或许并不每次都到场，但他的意志，往往通过参与调解的警官的态度、某些“证据”的出现时机与分量、乃至庭外传递的信息，清晰地投射进来。
许多裁决，在“顾全清丈大局”、“维护地方稳定”的冠冕堂皇理由下，实则暗含了权力的交易与势力的重新划分。
赵秉文并非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他偶尔能从属下隐晦的汇报、或某些士绅拐弯抹角的抱怨中，嗅到异常的气息。
然而，他的首要目标是按期、保质完成清丈的宏观任务，为中央贡献实实在在的田赋增收与地政基础。
只要杨以德、张维新的行为没有公然破坏清丈进程，没有引发大规模不可控的骚乱，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能帮他“摆平”一些难缠的地方势力，他便倾向于将之视为维持地方秩序所必须付出的、某种程度的“合作代价”或“本土智慧”。
他或许在心中鄙夷这种旧式官场的权术操弄，但作为空降的技术官僚，在津根基尚浅，他需要这些地头蛇的配合来完成使命。
他只能不断重申原则，要求程序公正，并尽可能将自己主持的最终报告聚焦于技术成果与制度建议，避免过多涉入地方权力的泥潭。
因此，津的土地清丈，在赵秉文笔下是一份迈向现代化的成绩单；
而在杨以德等人手中，却成了一场地盘与影响力的重新洗牌。
新旧两种逻辑在这片土地上并行不悖，却又暗中角力。
当清丈的外衣逐渐褪去，下面显露出的，将是民国初年地方政治中，技术理性与权力现实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共生与博弈关系。
而这一切，都为未来津乃至直隶的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杨以德独自坐在警务处二楼那间宽敞却陈设简朴的办公厅内，厚重的橡木门紧闭，将外间的嘈杂与暑热隔绝。
午后斜阳透过百叶窗，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切割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空气中浮动着尘埃与旧纸张特有的气味。
他面前的宽大写字台上，摊开着几份最新的清丈进展简报、各区警务分驻所的例行汇报，以及几张标注着各种符号的津简图。
但他此刻的目光并未停留在这些纸面上，而是微微眯起，投向虚空中某个无形的点，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枚冰凉的黄铜镇纸。
一个多月的风起云涌，如同走马灯般在他脑海中飞速回放。土地清丈这阵“东风”，他杨以德算是牢牢抓住了，且利用得淋漓尽致。
“得”在何处？ 他心中盘算，如同老练的账房先生在核计一本暗账。
警务处的势力触角前所未有的延伸，借着“维护清丈秩序”这面无可指摘的大旗，他的巡警力量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了津的每一个区、每一个重要的乡镇，甚至直接介入到那些以往县署、税卡才涉足的田土细务之郑
各分驻所不再仅仅是维持街面治安的岗亭，更成了他收集情报、施加影响、甚至进行利益交换的前哨站。
多少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过去或许只认县太爷或本乡土豪，如今却不得不对持枪的“杨处长的人”客气三分，乃至主动结交。
拿捏住了大量地方势力的把柄与需求，在协助（或者主导）处理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间，掌握了多少家族的隐秘？
地契的真伪、田产的来源、往日的积弊、甚至一些见不得光的商业往来或人事关联……这些“材料”，如同无形的绳索，将许多原本游离或对立的地方势力，隐隐拴在了他这驾马车上。
那些寻求庇护的，自然要付出代价；那些被拿住短处的，则不得不俯首帖耳。
在赵秉文与张维新之间，确立了独特的、不可或缺的枢纽地位。
赵秉文需要他的武力保障清丈顺利进行，张维新需要他的威慑来维持地方基本秩序、落实政令。
而他，则巧妙地周旋于两者之间，既配合了“国策”，又扩张了私权，更在无形中，使得许多事情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他警务处的“协调”或“默许”。
清丈局的技术权威与县公署的行政权力，在某些具体事务上，竟隐隐要看他警权的“脸色”。
“失”或“隐忧”呢？ 杨以德并非盲目乐观之人。
树敌必多：打压一批，必然结怨一批。
那些被他借机收拾聊家族、官员，此刻或许隐忍，但仇恨的种子已然埋下。他们或在津仍有残余势力，或在省城、北京有故旧门路，皆是潜在的威胁。
赵、张二人并非庸碌之辈。
赵秉文专注技术数据与宏观汇报，看似不通世故，但其背后有中央袁大总统的支持，清丈完成后，其影响力未必消散。
张维新能稳坐县知事之位，也自有其官场生存之道与背景，绝非可随意揉捏的面团。
目前合作是基于共同完成清丈任务的需要，一旦任务完成，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关系或将变得微妙甚至紧张。
如今自己虽担任警务处长，但根基仍欠稳固。
警权虽利，终究偏于“武”与“罚”，对于钱粮征收、人事任免、文教礼俗等涉及日常治理根本的权力，触及尚浅。且警务处本身仍属北洋政府直隶于内务部的系统，并非完全独立的地方诸侯。
想到这里，杨以德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接下来，该如何谋划？” 他的思路逐渐清晰，野心如同藤蔓，在心底悄然滋长、蔓延。
全国局势，袁世凯正竭力中央集权，但地方实权派也在各显神通，抓紧巩固地盘。直隶乃畿辅重地，津更是北方巨埠，若能将簇真正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第一步，须逐步架空津县知事张维新。
杨以德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县公署掌管赋税钱粮、民刑诉讼、文教卫生，是地方行政的中枢。架空之法，不能硬来，需借势渗透，釜底抽薪。
以“维持治安、保障政令畅通”为名，进一步强化警务处对县署重要行政活动（如征税、赈济、重大工程建设）的“护卫”与“监督”角色，将警察的触角更深地插入这些领域，掌握实际运作情况，甚至安插眼线。
利用清丈后续事宜。
清丈完成后，大量土地产权变更、赋税重新核定、相关纠纷调处，必然带来海量的行政事务。
他可推动成立一个“清丈善后联合办公处”，自任或派亲信担任要职，以“提高效率、防止反复”为由，直接分割、接管县署部分相关职能，如新契核对发放、赋税争议初步裁定等。
拉拢分化县署属员。
暗中接触县署中下层官吏，许以好处或提供保护，将其逐渐转化为“自己人”，使张维新的政令出不了衙门，或大打折扣。
第二步，谋取财权与民生控制权。
无财不立，无民不稳。
插手厘金、捐税征收，以打击偷漏、维护征收秩序为由，将警力部署到重要税卡、码头、市场，不仅“维护秩序”，更可借此了解乃至影响税收的实际流向与分配，甚至与税吏建立利益同盟。
控制关键民生领域，如粮食储运、煤炭供应、主要交通线等，以“防范囤积居奇、保障民生安全”为借口，加强警务监控与“指导”，必要时可直接介入调配，掌握命脉。
影响商业与金融，通过与配合清丈的商人建立更紧密关系，或对不听话的商号进邪重点关照”，逐步在津商业圈树立权威。
对钱庄、银号等金融机构，亦可借“防范金融风险、打击非法钱业”之名，加强监管渗透。
第三步，巩固并扩大军事（准军事）力量。 警队是他权力的基石，必须牢牢抓住并不断增强。
扩充员额，更新装备。
以津商埠繁华、人口日增、治安任务繁重为由，向上申请扩充警察编制，同时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地方“捐献”）购置更多、更好的枪械。
加强训练，培植嫡系。
设立警官训练班，亲自选拔、培训骨干，在警队中形成绝对忠于自己的核心层。
探索建立辅助武装，如商团、保安队等，名义上协助治安，实则为己所用的外围武力。
第四步，染指文教舆论，塑造自身形象。
与本地报馆、学堂建立联系，通过提供“保护”、资助等方式，施加影响，引导舆论，将自己塑造为“保境安民”、“锐意革新”的实干派官员。
介入地方文化事务，如庙会、祭祀、公益慈善等，以官方身份出席，笼络士绅民心，积累政治声望。
思路至此，杨以德嘴角勾起一抹冷峻的弧度。
架空张维新，攫取财权民生，强化武装，影响舆论……步步为营，环环相扣。
这并非要立刻扯旗造反，而是在民国法统与袁世凯中央集权的夹缝中，利用津特殊的地位与当前的机遇，将警务处长的职权，以一种“合法”、“渐进”且“必要”的方式，无限膨胀，最终形成一个以警权为核心、统摄津军政财文各项实权的“独立王国”。
赵秉文的清丈为杨以德提前打开了大门，而门后的道路，需要他自己一步步去铺就，去征服。
杨以德拿起红铅笔，在那张津简图上，沿着海河、围绕着城区，缓缓画了几个圈，又重重地在“警务处”的位置点了一下。
窗外，津城的喧嚣依稀可闻，但这间办公室里的谋划，却将比任何机器的轰鸣或土地的丈量，更为深刻地影响这座城市的未来。
杨以德知道，游戏，才刚刚进入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