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堂内的灯火映照着袁世凯踌躇满志的面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紫禁城深处，内务府值房内官员们一片愁云惨淡的光景。
时值1912年7月中旬，暑气蒸腾，却驱不散内务府值房内凝滞的寒意与焦虑。
退位诏书颁布已逾半载，昔日的“家”首次在失去江山的背景下，尝试运转其庞大的田产体系，征收1912年度的夏粮赋税。
然而，现实给予内务府总管大臣马佳·绍英及一众属官的，并非预期的延续，而是一记沉重且冰冷的当头棒喝。
自农历四月起，内务府便依循旧例，向散布于直隶、山西、热河、盛京乃至更远地方的皇室皇庄、林场、牧场，发出了征收夏季谷物、租银的严令。
一道道盖着内务府大印的文书，由专差快马送出，预期着各处的庄头、管事能如往年一般，将收缴上来的银两与粮食，稳妥押解进京，填入那深似海的皇家库房。
起初，事情似乎尚在轨道。
除却津一地后续因“配合民国政府土地清丈”的特殊缘由，征收押解时断时续、状况不明外，其他地区的庄头管事们，虽也难免借机拖延、克扣，但大体上还是陆续有车队、银箱抵达京城。
内务府会计司负责验收入库、笔帖式们忙碌着验收、过秤、登记、造册，再由司官签字确认。最后再将一袋袋粮食归入广储司银库、粮库仓廒储存。
入库时需有内务府大臣或堂郎中监督，防止监守自盗。
当一锭锭银两、一袋袋粮食锁进库房，表面看来，皇室的“夏征”仍在运作。
然而，随着七月的到来，当马佳·绍英亲自督率会计司、广储司的官员，拿着登记的籍册开始对京城内外所有皇室库房进行为期十数日的彻底清查核对时，那看似平稳的表面之下触目惊心的真相，才如同冰山般缓缓浮出。
值房内，堆积如山的旧年与新造册籍几乎淹没了桌案。
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灰尘以及一种无言的压抑。
马佳·绍英，这位前朝老臣，面容比半年前又憔悴苍老了许多，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愁苦。他手持朱笔，对着摊开的账册，一项项核对着入库记录与实际库存。
越是对照，他的心便越是往下沉。
现银入库，不过十几万两。
这个数字，与他记忆中前清鼎盛时期皇室仅从各地皇庄一项便可岁入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的情景相比，何止是云泥之别！
即便是在王朝末路、财政极度困难的宣统三年，因各地战乱与起义，皇室尚能从自身田产中获得一百三四十万两的收入，还有度支部（财政部）象征性拨付的一千万两“优待金”支撑门面。
如今，这区区十几万两，怕是连维持紫禁城内基本的日常用度、数千太监宫女及护军的薪饷都捉襟见肘。
更令他心惊的是实物征收的锐减。
粮食、布匹、山货、药材……这些往年能堆满数十座仓廒数万石的实物贡赋，今年较之去年同期，竟缩水了三成以上！
一些原本指望能填充御膳房、供应各宫用度的特产，要么数量锐减，要么根本未见踪影。库房里，许多往年此时本该满溢的仓格，如今空荡荡地积着灰。
马佳·绍英强打精神，仔细比对账目来源。他发现，直隶（除津）、京畿附近的一些皇庄，大抵还能按时、按量（虽也打了折扣）押解入库。
这或许是离京城近，皇权威慑尚存一丝余温，且受时局直接冲击相对较的缘故。
但目光移向更广阔的地域，情况便急转直下。
盛京地区（奉、吉林等地），这本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皇室在此拥有大片庄园、围场，往年贡献颇丰。
然而今年夏季的征收账目上，这些地方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同断绝了音讯！
派去的催征官员要么回报当地秩序混乱、庄头逃散，要么便是民国地方官署以“新政”为由，加以阻挠或要求重新厘定产权，征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更多的却是，马家绍英已然察觉这些皇庄牧场在其庄头带领下，彻底摆脱了皇室管理。当地皇室资产被当地豪强士绅或是军武所染指。
至于津，情况更是特殊而棘手。
土地清丈的风暴席卷了那里的每一个皇庄。原有的庄头管事系统，要么因贪腐被民国官府查办，要么在混乱中失能。
内务府不得不紧急派遣数队官员，火速赶往津，试图接管庄务，在民国清丈人员的眼皮底下，艰难地继续征收夏粮赋税。
这其中艰辛与损耗，可想而知，能运回京城的，恐怕已是经过层层盘剥和耽搁后的残羹冷炙。
马佳·绍英放下朱笔，疲惫地靠向椅背，闭目长叹。
值房内烛火摇曳，将他孤寂的身影投射在布满灰尘的墙壁上。
窗外是紫禁城沉沉的夜色，昔日象征无上权力的重重宫阙，此刻仿佛化作巨大的囚笼，困锁着这个失去国家的皇室，以及它那正在迅速枯竭的财源。
半年前，他们失去了下江山；
如今，他们正在失去维持这“皇室”空壳的最后经济根基。
夏季征收的惨淡，如同一面冷酷的镜子，映照出皇室在新时代下的真实境遇：政令不出宫门，威权尽失，昔日俯首的奴仆与地方势力，或作鸟兽散，或已改换门庭。
那纸“优待条件”所能保障的，或许只剩紫禁城内这一方地的暂时安宁，而对于遍布全国的庞大田产的实际控制与收益，正在以惊饶速度流失。
马佳·绍英知道，这份核对后的残酷账册，迟早要呈送到皇帝和隆裕皇太后面前。
他该如何禀报？
又将如何筹划那看起来愈发渺茫的秋冬征收乃至来年的生计？
内务府值房的灯火，在这个盛夏的夜晚，照亮的不再是帝国的账簿，而是一个古老王朝残梦醒来后，那无可回避的、冰冷的现实。
马佳·绍英紧锁的眉头在翻阅那一叠由醇亲王载沣自津陆续送抵紫禁城的书信时，曾有过极其短暂的、几不可察的舒展。
在这令人窒息的内务府值房里，在堆积如山的、写着惨淡数字的账册之外，这些来自津的笔墨，仿佛是从已然凝固的败局冰面上，凿开的几道裂痕，透出些许异样的、带着寒意的微光。
书信中，醇亲王以他一贯沉静而务实的笔调，详细禀报了津一地的种种应对与变故。
最令马佳·绍英感到一丝复杂慰藉的，是醇亲王载沣借民国政府土地清丈之势，邪借刀杀人”、“刮骨疗毒”之实。
“借势查处，追回赃款”：载沣信中陈述，清丈过程如同一把梳子，篦出了津各皇庄庄头、管事历年积弊。
在民国清丈局、县公署、警务处的联合办案下（载沣及其属官从中斡旋引导），大批贪墨中饱、欺上瞒下的庄头被揪出法办。
更重要的是，追缴回被这些蛀虫侵吞隐匿的财物，计现银二十余万两。
这笔意外之财，虽远不能填补皇室岁入的巨大缺口，却如同久旱后的一滴甘霖，至少证明了皇室资产并非全然流失，只是被硕鼠窃据。
醇亲王载沣此举，既清理了门户，又为内库追回部分损失，手段不可谓不高明，然而却也是皇室如今困境中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
“清理积欠，回笼现银”：更让马佳·绍英感到醇亲王载沣手腕老练的，是信中提及醇亲王主动与以往和内务府有密切生意往来、但多有账款积压或经营不善的皇商进邪了结”。
或谈判减免，或施加压力，或干脆变卖抵押物，竟一举收回了三十余万两的现银积欠。
这需要极大的魄力与谈判技巧，在皇室权威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能迫使这些精明的商人吐出旧账，醇亲王所凭借的，恐怕不仅是亲王的头衔，更是对时局与对方弱点的精准把握。
“变卖整合，套现减负”：最令马佳·绍英心惊却也暗自佩服的，是醇亲王载沣对皇室在津的非土地资产的处理。
他果断将大量散布的房产、经营不善的商铺等产业进行整理、出售，共计套现本金三十余万两。
同时，对于部分确实优质、有稳定收益的产业（如位置紧要的当铺、仓库、码头地块），载沣并未草率变卖，而是大胆委托给信誉较好的洋行进行专业化管理，皇室只作为股东收取固定收益或分红。
信中解释，此举“虽暂失直接经营之权，然可极大减少内务府派驻人员之管理成本与贪弊风险，保资产之值，得稳定之利”。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短时间内为皇室回笼了超过八十万两的现金，并甩掉了一批管理负担沉重、效益不佳的资产。
马佳·绍英不得不承认，醇亲王载沣在津所为，确是在极端不利局面下，尽可能为皇室“止血”、“回血”甚至“造血”的务实之举。
那种挥刀斩向自身腐肉、与商人锱铢必较、甚至不惜借助洋人管理产业的果断与变通，是久居深宫、拘泥旧制的内务府很难做出的。
然而，这一丝欣慰如同晨露，在触及紧随其后的、关于皇庄租赋改革的内容时，迅速蒸发，转化为更深沉的忧虑与一丝难以言喻的刺痛。
醇亲王载沣在信中禀明，为安抚津各皇庄佃户，稳定地方，配合清丈大局，他已下令普遍降低了这些皇庄佃户所需缴纳的地租额度（即“租子”）。
马佳·绍英看到这里，心立刻揪紧了：长此以往，皇室从这些田产上获得的固定岁入岂不更加微薄？
如何供养这紫禁城内外数千张口？
这简直是饮鸩止渴！
他几乎能想象到，那些守旧的宗室王公若闻此讯，会如何抨击载沣“败家”、“动摇国本”。
但醇亲王载沣随后的陈述，却像一记闷棍，敲在马佳·绍英固有的认知上，带来一阵眩晕：“然据初步核计，即便租额降低，改革后之各庄今夏所征得之赋税实物，竟较往年庄头管事任内所报解之数，反有所超出。”
这……这怎么可能？！
马佳·绍英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减租反而多收？
他反复阅读这段文字，试图找出理解上的偏差。
然而醇亲王载沣解释得清晰：以往庄头管事层层盘剥，欺上瞒下，上报内务府的数额早已是经过他们“过滤”后的残渣，大量实物租赋被他们中饱私囊或就地变卖私吞。
“是了，看来还是底下的庄头们太不干净了。”
如今庄头被清理，管理简化（或试行新法），租额明确且相对公平，佃户缴纳积极性提高，中间损耗环节被极大压缩，实际进入皇室仓库的净收入，反而可能超过以往那虚假的“账面收入”。
这个残酷而讽刺的事实，让马佳·绍英握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
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增减，它像一把尖刀，挑开了旧有皇庄管理体制华丽袍子下爬满的虱子。
它似乎在无声地宣告：不是土地不出产，不是佃户不缴租，而是旧的那套管理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和蛀虫！
载沣在津的减租，表面看是让利，实则是堵漏；表面看可能减少收入，实则可能夯实了税基。
然而，明白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接受它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依赖于民国政府威势（清理庄头管事）、大幅变革旧制（减租、简化管理）才能实现的“增收”，让马佳·绍英感到深深的不安。
此举太不稳定，过于依赖醇亲王载沣个饶手腕与时局的偶然，与旧日那种（至少在账面上）按部就班、虽效率低下却似乎“经地义”的征收模式截然不同。
这能持久吗？能推广吗？
尤其是在盛京、口外等地几乎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津这点“实验性”的成果，对于整个皇室庞大的财政窟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马佳·绍英放下书信，疲惫地揉着太阳穴。
醇亲王载沣在津的作为，像是一剂猛药，既带来了短暂的镇痛与些许回血，也带来了对旧机体更深刻的怀疑与冲击。
是守着日渐腐朽但熟悉的旧壳慢慢窒息，还是忍着剧痛尝试醇亲王载沣那种刮骨疗毒、甚至借助外力的新法？
或许皇室得加快推进此前于朝会上，经众臣与皇太后王爷商定，借助民国政府全面核查皇庄、林场、牧场等皇室资产，以确保皇室能够有能力继续掌控。
但其弊端经过此次征收夏粮赋税，其弊端爆览无余，虽然能够革除旧弊，加大皇室对这些资产的掌控力度，然而废除一套旧的管理体系（庄头制度），那新的一套管理体系又从何而来？
这个抉择，不仅关乎钱财，更关乎皇室在这个新时代，究竟要以何种姿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维系那最后的体面与生存。
内务府值房外的紫禁城，在夏夜的星空下沉默着，它那厚重的宫墙，似乎也挡不住这来自津的、带着泥土味与算盘声的冲击波。
马佳·绍英在内务府值房熬了数个昼夜，终于将那份浸透着愁苦与忧虑的库房清查总册，与一份字斟句酌、试图在绝望中找寻一丝可能出路的奏折，一同誊写完毕。
拟好那封沉甸甸的奏折，马佳·绍英并未如往常般通过内奏事处的常规渠道递送。
兹事体大，关乎皇室财源根本，更涉及借助“民国之力”这等敏感提议，他深知必须亲自面陈，观察圣意，方能把握分寸。他将奏折仔细收好，放入马蹄袖中，如同怀揣着一块灼热的炭。
奏折的前半部分，他以最凝练却也最沉重的笔触，禀报了此次夏征入库的惨淡实情：现银之微薄，实物之锐减，尤以盛京等地几近断绝为最甚。
数字不会谎，它们冷酷地勾勒出皇室财政命脉正在急速枯竭的险恶图景。他并未过多渲染，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危机感，足以让任何阅览者心悸。
然而，马佳·绍英并非只为报忧而来。
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他笔锋悄然一转，引出了来自津的消息——醇亲王载沣的书信内容。
他着重强调了醇亲王载沣如何“假借民国清丈之雷霆，廓清津门皇庄之积弊”，追回巨款；又如何“变通旧法，减租安民，反得实利”。
他写道，此虽为非常之时、非常之地、借非常之势而行之非常之法，然其效果昭然：“去腐肉而肌体反显生机，减浮租而仓廪竟得充实。”
铺垫至此，他才心翼翼地提出了那个在心中反复权衡、既感渺茫又不甘放弃的构想：
“奴才伏思，津一隅，借力成事，已见其效。今盛京、奉、吉林等处，乃我朝龙兴之地，皇庄牧场甚夥，然今夏征收几绝，非尽因地瘠民贫，实乃庄头欺隐、管吏中饱、兼以地方不靖、政令不行之故也。其弊之深，恐更甚于津门。”
“若……若可比照津成例，相机而行，是否亦能……借力于民国政府整顿地方、清丈田亩之机，或与之稍作协商，请其于清丈之际，一并将我皇庄之陈年积弊加以清查？不为争权，只为肃贪。不为夺利，只为正源。”
马佳绍英的措辞极其谨慎，甚至带着谨慎的试探：
“如此，或可有望追回部分被侵吞之旧欠，惩处一批最为跋扈之蠹虫，至少令此后之租赋征收，能如津般，少些中间盘剥，多得些实在颗粒。纵不能复往日之盛，多少……总能为皇室艰难时局，争取回些许实利，略补用度之匮。”
马佳·绍英深知，这个提议风险极大，近乎与虎谋皮。主动要求借助民国政府的力量来清理自家“后院”，等于变相承认皇室已无力自行管理其产业，并将更多把柄递予对方。
盛京奉等地情形复杂，旗人势力盘根错节，民国地方政府态度难以预料，操作起来远比津更为棘手。且此举极易引发守旧宗亲的激烈反对，斥为“丧权”、“资当。
但他还是写了。
因为在如山般压来的财政赤字面前，在眼见着库房一日比一日空旷的恐惧之下，任何一丝可能带来收入、稳住阵脚的机会，哪怕再微弱、再屈辱、再不确定，都值得尝试。
津的例子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虽然微弱，却指明了另一种可能性：与其坐视资产被旧体系内的蠹虫啃噬殆尽，不如冒险借助外力，进行一场残酷的“刮骨疗毒”，或许还能保住部分根本。
奏折最后，他恳切地请求太后与皇上“圣鉴”，并提议可将此意密咨醇亲王，令其根据在津的经验，权衡在北方其他地区（尤其是盛京、奉）借助民国政府‘尽快推进’类似操作的可行性与风险，随机筹谋。
这封奏折，是马佳·绍英在绝境中投出的一颗试探性的石子。
它承载着内务府最后一丝不甘沉寂的挣扎，也映射出这个古老皇室在失去政权后，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始、痛苦而屈辱的适应性转变
——从“普之下，莫非王土”的拥有者，逐渐转变为在新时代规则下，竭力维护自身残存经济利益、甚至不得不借助新政权力量来清理门户的“特殊产权方”。
紫禁城的空下，变革的诉求不再仅仅来自外部，也开始从这最核心、最保守的财务中枢内部，艰难地萌发出来。
马佳绍英掐算着时辰。
每日皇帝在毓庆宫跟着师傅们读书习字的时候。待到申时左右，课业方毕，皇帝会乘舆返回养心殿后殿歇息、进些点心，这期间约有半个多时辰的空档，相对便于奏对。
这也是隆裕太后通常不过多干涉皇帝自律的日常作息时间。
这一日，马佳·绍英早早处理完内务府几件紧急却无关痛痒的杂务，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
时间仿佛粘稠的胶，过得极慢。
他反复摩挲着手中奏折的边角，脑海中预演着可能遇到的询问与质疑。
终于，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他整了整朝服（尽管已是民国，但在紫禁城内，旧制仪容仍一丝不苟），深吸一口气，带着墨迹干透的奏折出了内务府值房，沿着紫禁城熟悉的宫道，向养心殿方向走去。
夏日的紫禁城，红墙黄瓦被烈日晒得有些发白，宫墙间投下浓重的阴影，蝉鸣嘶哑而绵长，更添几分空旷寂寥。
沿途遇见的太监、侍卫，见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虽仍按旧礼躬身避让，但那份恭谨中，似乎也少了往日的敬畏，多了几分例行公事的疏淡。
马佳·绍英无暇他顾，步履比平日略显急促。
来到养心门外，他先向守门的首领太监明来意：“有紧要内务府事务，需面奏皇上，恭请圣裁。”
太监不敢怠慢，入内通禀。片刻，里面传出话来：“皇上旨意，传内务府总管大臣进见。”
马佳·绍英定了定神，迈过高高的门槛，穿过照壁，进入正殿。
养心殿内依旧保持着旧日陈设，宝座、屏风、香炉一应俱全，只是少了往日百官朝贺的喧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固的、近乎博物馆般的沉寂。
他目不斜视，跟着引路太监，径直来到养心殿西暖阁内。
皇帝凌霄刚下学，已换下朝服，穿着一身宝蓝色的家常绸袍，正坐在临窗的炕桌旁，由太监伺候着用一碗冰镇的酸梅汤。
旁边侍立着几位随侍太监。
见马佳·绍英进来，凌霄抬起清亮的眼睛望向他，稚嫩的脸上带着一丝不符合他年龄的沉稳，也有一份被宫廷礼仪训练出来的持重。
马佳·绍英上前，规规矩矩地躬身行礼：“奴才马佳·绍英，恭请皇上圣安。”
“免礼，赐座。” 凌霄的声音还带着童音，但吐字清晰。他对这位常来奏事的总管大臣带着一份期许。
“谢皇上。” 马佳·绍英谢恩，在太监搬来的绣墩上侧身坐了半个屁股。
他没有立刻呈上奏折，而是先以平缓的语气，简要禀报了近日内务府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如同往常奏对一般。
待皇帝稍稍放松，饮完了酸梅汤，他才话锋微转，语气变得更为沉重：
“皇上，奴才今日冒昧求见，实因有关于皇室度支根本之紧要情事，需面奏圣裁。” 着，他从马蹄袖中取出里面的奏折与附件账册。
“此乃奴才连日督率会计司、广储司官员，彻底清查今夏各处皇庄、牧场应征钱粮实物入库之总册，并奴才据此所拟之奏折。”
“其中情形……征收的实物与赋税，颇堪忧虑。更有奴才愚见，思及或加快推行津醇亲王处置之法，于它处稍作变通尝试，以图补救万一。伏乞皇上垂览，并恭请皇太后慈鉴。”
他将奏折与账册高举过顶。一旁的随侍太监上前接过，转呈到凌霄面前的炕桌上。
凌霄看了看那厚厚一叠文书，又看了看马佳·绍英凝重而恳切的面容。
他虽然身处深宫，位居皇帝之位，但对“钱不够用”、“各处进贡少了”这类事宜，心中早已有数。
凌霄郑重道，这可是皇室头等要紧之事。
凌霄伸出手，仔细翻阅马佳绍英呈递的奏折，里面密密麻麻的字和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早已料想到的结果。
但他注意到了“尽快推行土地清丈之法”和“借助民国政府”这几个词。
“总管大人辛苦了。”
凌霄依着自己习惯的应对方式，用符合他身份的口气道，“此事关系重大，朕知道了。奏折和账册，稍后朕自会……向皇额娘禀报详情。你且将其中要紧之处，再与朕？”
马佳·绍英心中暗叹，纵使皇帝聪慧，但知道最终决策仍需皇太后定夺，皇帝此言不过是遵循程序。
他便又用尽可能简明的语言，将盛京等地征收断绝、津追赃减租反增收等关键点，向皇帝解释了一遍，尤其强调推进皇室资产核定进度，仿效津清丈士地做法的设想是“为皇室争取些许实利”。
养心殿西暖阁内，随着马佳·绍英详细禀报种种实情，空气似乎并未因他的话语而松弛，反而沉淀下一种更凝重的寂静。
皇帝凌霄没有立刻让随侍太监在旁伺候，他挥了挥手，示意身边伺候的太监都暂且徒外间候着。
当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时，那双方才在人前还带着少年式清澈的眼眸，瞬间变得异常沉静，甚至透出一种与年龄绝不相符的、仿佛穿透了时间的深邃与了然。
凌霄伸出手，重新拿起面前份厚厚的奏折，并未像寻常六岁孩子那般感到畏惧或厌烦，反而带着一种近乎审慎的专注，一边听从马佳绍英的汇报，又逐字逐句地对比研读起奏折及有关账册来。
“早已料定……却未曾料到如此之快、如此之剧烈。” 心中，一个成年饶灵魂在无声地叹息。
他，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意识，因缘际会重生于这清末皇帝的躯壳之中，对退位后皇室的凄凉境遇，本有清晰的心理预期。
他知道，“优待条件”只是纸面文章，失去政权威慑，皇室对散布全国、尤其偏远地区的庞大田产庄园的实际控制力，必将如烈日下的冰雪般迅速消融。
那些高皇帝远的庄头、管事，从前尚惧朝廷王法，如今面对已然改朝换代的局面，岂有不生异心、不趁机中饱私囊甚至侵吞产业的道理？
然而，理性认知是一回事，亲眼看到马佳·绍英整理出的、用冰冷数字呈现的残酷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凌霄的目光掠过“盛京等地几近断绝”、“实物缩水三成以上”、“现银仅十数万两”这些字句时，眉头不由自主地紧蹙起来。
形势恶化的速度和程度，还是超出了他基于历史认知的粗略估算。
“断崖式下跌……” 凌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现代词汇。这不仅仅是因为庄头管事贪墨（这固然是重要原因），更深层的是整个旧有依附体系的崩塌——地方官府不再配合，甚至可能暗中阻挠或趁机侵夺；
交通可能因战乱或秩序混乱而梗阻；信息传递失灵，内务府的政令恐怕连盛京都难以有效送达，更遑论执校
奏折中关于津的部分，凌霄早已通过醇亲王载沣的来回书信知晓详情。
醇亲王载沣详细告知如何借民国清丈之势，雷厉风行地查处贪腐庄头，追回二十余万两赃款时，眼中还是不由的闪过一丝微光。
“醇亲王（载沣）虽然在治国上缺乏能力，但面对利益存亡也绝非庸碌之辈，懂得借力打力，乱中取利，而这些奴才也真的是会贪污，还只是清缴了津不到一半的皇庄数量，便能追回如此多的巨款。”
这手腕，这决断，在旧式王公中实属难得。
变卖整合资产、收回商欠、甚至委托洋行管理优质产业……这些举措，虽带着壮士断腕的悲壮与无奈，却也透露出一种务实的、试图与现代经济规则接轨的微弱尝试。
这与紫禁城内多数仍沉湎于旧梦、守着虚架子空耗的宗室勋贵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
然而，当目光落在醇亲王载沣“减租安民，反得实利”的描述，以及马佳·绍英由此提出试图在盛京等地“仿效”的提议时，凌霄的心情更加复杂。
他当然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去除中间层的残酷盘剥，降低交易成本，激励生产者，最终可能提高净收益。
这几乎带有几分现代经济学职减少制度成本”、“激励相容”的影子。
马佳·绍英能从此事中看到这一点，并提出仿效之议，明这位老臣也并非全然腐朽，至少有了在绝境中求变通的意识。
但凌霄看得更深，也更远。
他知道，津的模式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醇亲王载沣的个人能力（积极主动适应当前形式，对失去权位的决绝）、民国方面（至少是赵秉文等务实派）某种程度的“合作”或默许、津相对靠近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清丈这一特殊事件带来的“洗牌”机会，诸多因素叠加，才成就了津暂时的“乱中取安”。
要将此模式推广到早已失控、民国势力渗透程度与态度迥异的盛京等地，难度何止倍增？
无异于火中取栗，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加速皇室在那片“龙兴之地”资产的流失。
更重要的是，凌霄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前补救”，无论如何精妙，都只是苟延残喘之术。
皇室财政的根本危机，在于失去了国家政权这棵大树的荫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精明的管家，也无法在沙滩上筑起稳固的财库。
马佳·绍英的忧惧——“长此以往，难以供养紫禁城”——绝非杞人忧，而是正在加速迫近的现实。
凌霄放下奏折，望向庭院中那被宫墙切割出的四方空。
蝉鸣依旧嘶哑。
这厚重的紫禁城，如今更像一个华丽的坟墓，埋葬着一个时代的遗骸，也禁锢着一个来自未来的、洞悉一切却无力回的灵魂。
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知道所谓的“皇室优待”终将风雨飘摇，知道这紫禁城内的浮华与挣扎，终将化为历史的尘埃。
“或许……醇亲王在津做的，不仅仅是挽回一些银钱。” 凌霄心中默默思忖，“那更像是一种……尝试。尝试在新的规则下，找到一点生存的空间，哪怕这空间狭而屈辱。”
马佳·绍英的提议，虽然冒险而渺茫，却也折射出这深宫之内，终于有人开始不得不正视现实，思考“生存”而非“体面”了。
西暖阁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楠木家具的微香与夏日傍晚特有的沉寂。
凌霄听完了马佳绍英的汇报和忧虑以及相应对策后，并未立刻对奏折做出明确批示，而是将目光投向一旁垂手恭敬的马佳绍英身上，用一种超越年龄的、近乎探讨的语气缓缓开口，所言内容却直指核心，让这位老臣心中一震。
“总管大人，”凌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末晾：“朕晓得了。”
凌霄的声音依旧稚嫩，但吐字清晰，逻辑分明，“方才阅览爱卿奏折，于津之事，醇亲王所为，颇见机杼。借他人之势，清自家之门，虽非常道，却收实效。爱卿更是提及，欲仿此例，于盛京、奉、吉林等处，相机而行，以图挽回些许皇室权益。”
马佳·绍英连忙躬身：“皇上圣明烛照。奴才正是此意。眼见北方诸省皇庄牧场，几同废弃，庄头豪强，视皇室产业如私产，历年租赋，中饱者不知凡几。若任其糜烂，则龙兴之地膏腴，尽付流水。津之事，虽属特例，然其之借势’、‘肃贪’、‘正源’之理，或可斟酌参用。”
凌霄微微颔首，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炕桌边缘，继续问道：“若真欲行此事，依你之见，比之津，难在何处？又当如何着手？袁世凯之国民政府会如此轻易配合皇室？ 仅靠一纸内务府文书，或几句‘仿效津’的空言，怕是寸步难校”
这正是马佳·绍英数日来反复思量、却未敢在奏折中尽言的关节。见皇帝主动问及，他精神一振，同时也感到压力倍增，字斟句酌地回禀：
“回皇上，其难，首在‘势’不同，次在‘人’各异。”
“津之‘势’，在于醇亲王坐镇，民国清丈乃中央国策，赵秉文等为首之官员，尚属讲章程、求政绩之技术官僚，且津近在畿辅，各方尚存顾忌。故王爷能借其‘势’，行我之事。”
“而奉、吉林等地，情势迥异。” 马佳·绍英语气沉重，“其一，地理悬远，关山阻隔，政令传递尚且困难，遑论有效监管。”
“其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除原有庄头、管事可能已成地头蛇外，更有当地旗人贵族、汉族豪绅、乃至新兴军阀门第交织其中，利益关系复杂无比。”
“其三，亦是至关重要者——奉地方政府态度难测。”
“簇为前朝陪都，亦是张作霖等武人崛起之地，其地方官署对民国中央政令尚且时有阳奉阴违，对我皇室事务，更不知是何种心思。是敷衍了事？是趁机渔利？甚或是与地方豪强勾结，阻挠清查？”
他略作停顿，观察了一下皇帝的神色，见其听得专注，并无不耐，才继续道：
“故而，若欲在关外仿效津，绝非易事。非仅‘借’民国政府之‘势’，更需审慎考量、乃至设法争取奉等地方实权派之态度。至少，需使其不公然反对，或能在某些环节给予默许、便利。”
凌霄静静听着，这些分析与他基于后世认知的判断基本吻合。他追问道：“如此来，主动配合民国政府之土地清丈政策，竟成了唯一的、或许还能抓住的‘指望’？”
“皇上明鉴。” 马佳·绍英脸上露出苦涩与决然交织的神情。
“确是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 若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则大清皇室于关外之产业，便如无主之肥肉，当地豪强庄头必肆无忌惮，侵吞兼并，终至‘有名无实’，甚至彻底易主。届时，莫租赋，恐连地契文书都难保全。”
“反之，若主动提请，或至少不抗拒民国之清丈，则此事便由‘暗’转‘明’，纳入官方程序。”
皇室或可借此机会……
其一，要求民国地方官府在清丈时，必须承认并登记皇室之产权，此为确权之基；
其二，可要求其协助，或至少不阻拦，对严重贪腐、侵吞之庄头管事进行调查、追赃；
其三，在清丈后之新契或管理章程中，尝试争取相对有利之租赋条款或管理模式。
“纵不能全如我意，至少能将部分隐匿资产重新纳入官方视野，明确归属，阻断部分最恶劣的私下侵吞。 此即奴才所谓‘挽回些许权益’之微意。”
马佳·绍英的陈述，条分缕析，将一种极度被动局面下的有限主动策略，阐述得清晰而无奈。
这绝非什么高明的谋略，更像是一个溺水者，试图抓住任何可能漂浮过来的木头，哪怕那木头属于推他下水的人。
“哦？的倒是轻巧……”
“如今咱们皇室还有什么能力影响袁世凯之国民政府在土地清丈政策上的布局与进度？”
“据朕所知，醇亲王来往书信中提到，土地清丈局赵总办日常曾透露，他向袁世凯建议土地清丈不适于全面开展，应当一步一点，以津为基点，逐步推进，至于奉，吉林还未考虑之内。”
“虽袁世凯自登临大总统之位以来，积极加强中央权力，然而到如今东北各省，都名义上效忠中央政府，原有总督都受到袁世凯任命，为稳定局势，但保留了大量旧势力，并未完全掌控东北。”
“再者，现目前津皇庄土地清丈，尚有一大堆麻烦事（皇庄管理），急需解决，你我皆知如今内务府官员的人员数量及能力，是否能够胜任职务？”
……
凌霄这样提出疑虑反驳马佳绍英，其实心底对于东北各省皇室广大的皇庄林场牧场早有处置方案。
早在醇亲王载沣南下津协助民国政府进行土地清丈前，二人便多次私下探讨关于皇室在各省拥有的土地处置安置方案。
后来更是在来往书信中，凌霄明确提出，对于东北各省皇室本就失去控制能力的皇庄、林场、牧场等资产，采取宽容退让的理方案。
在配合民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土地清丈过程中，本就是不受皇室控制的土地资产，奉行有枣没枣搂一杆子的作风。如果皇室能够借势收回部分能够控制的土地，以及清算庄头管事追缴些许财物，那自是意外之喜。
但凌霄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此时东北各省地广人稀，即便开展土地清丈，也需大量流民进行耕种开荒。
此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拥有大量无地的流民，无法果腹生存。若能领导其如山东人民闯关东一般，进入东三省在政府领导下有秩序的大举对东北土地进行开发。
短期内可缓解华北危机、加快东北开发，长期则能增强国防韧性，为应对日俄侵略提供战略纵深与社会基础。
然而，其成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闯关东垦殖政策方案，对移民安置措施、赋税优惠条款的执行能力、外交周旋能力，以及能否平衡内外压力。
假设政策若实施得当，或将深刻改变二十世纪中国东北的命运。
……
马佳绍英面对皇帝提出了质疑与反驳，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为应对这些质疑，慎重的在脑中思虑再三，慎重做出回应。
养心殿外蝉声忽高忽低。
养心殿内，铜炉里龙涎香的青烟袅袅盘旋，在傍晚黄昏的光线中缓缓沉浮。
凌霄正襟危坐在窗边的暖炕上，手中把玩着一柄温润的玉如意，目光却透过槛窗，望向殿外的空。
耐心等待总管大臣的应答。
马佳绍英此时面色艰难的坐在秀墩上，屏息凝神，额角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
凌霄见其迟迟未肯开口言，只得亲自询问。
“爱卿啊！”
凌霄的声音不高，甚至带着几分随意，像在闲聊家常，“依你所言，这些日子内务府呈上来的折子，醇亲王传递回来的书信，朕是都看过的。奉、吉林、口外那边的庄头管事们，胆子是越发大了。”
马佳绍英头略低了几分：“奴才惶恐，关外路远，这些年……内外交困确实内务府疏于管制。”
凌霄不置可否，指尖划过玉如意光滑的弧线：“疏于管制？怕不止是疏于管制吧。那些地，册子上还写着是皇庄，可收上来的租子，一年比一年稀薄。底下庄头层层盘剥，中间还有各路‘英雄’伸手，真正能进到内帑的，十不足一。朕的可对？”
“皇上明鉴……”马佳绍英喉头滚动。
从前这些积弊他何尝不知，只是牵扯太广，水太深，内务府早已力不从心。
凌霄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清亮得让人不敢直视。“朕看过醇亲王最新送回关于津土地清丈详情的书信，若依照爱卿设想，关于东三省土地清丈恐怕还不到时候。”
“依爱卿今日所奏，朕是否能够这样理解，大清皇室已经彻底去了对东北皇室土地的控制管理。以至于此次征收夏粮赋税，这些地方的庄头管事才能违抗内务府调令，拒不缴纳粮食赋税。”
“他们倒是真正的识时务者，不过太心急了。”
“是啊，皇上！不过半年光景，可谓是人心尽显。”
凌霄沉声对马佳绍英道，即便皇室如此“配合”，皇室能拿回的也必定是打了巨大折扣的利益，甚至可能付出其他代价（如进一步暴露产业细节、受制于民国地方官府等）。
但这或许是历史车轮碾过时，这个古老家族能做的、为数不多的、略带防御性的姿态。
“烦请爱卿为朕解惑，如此，朕的未来，皇室的未来该如何才能有立身之本？”
马佳·绍英脑海中反复回响着皇帝那番超越年龄的冷静剖析与自己适才的慷慨陈词。
光线将他佝偻的身影拉得细长，投在斑驳的墙上。
皇帝那句“为皇室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实实在在的立身之基”，如同暮鼓晨钟，敲打在他心头。
是的，争一时意气、守虚幻体面已无意义，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大清皇室若想不彻底湮没，必须抓住任何可能巩固其实质利益的稻草。
马佳绍英冷静的看向皇帝，缓缓开口道，“皇上，请恕奴才斗胆不敬之言！”
“无妨，大胆为朕开惑。”
“这世人的好，若想要一个家族长盛不衰，首要无非‘财’‘权’二字，之后方能是诗书礼仪传家。”
“皇上跟随帝师们学习多年，这书籍中不乏记载着，凡中国长盛不衰之家族，必需具备稳定的文化传承（家训族规、耕读传家培育持续人才）、畅通的仕途或政治联结（科举入仕、权贵联姻获取资源）、坚实的经济基础（田产、商业等保障运转）以及完善的宗族组织（族田、祠堂凝聚族人）。”
“既如此，皇上应该认清现实，皇室既无‘权’便该想方设法赢财’，至于诗书礼仪传家自是不惧。”
“至于财从何来？”
“那便是皇室目前当动用一切可利用资源谋取财力。”
“皇上忧虑袁世凯之民国政府即便有皇室全力配合也不会尽快对东北各地展开土地清丈政策。”
“其一，忧虑袁世凯还未彻底完完全全掌控东北各省，势力影响有限。”
“其二，袁世凯并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地清丈，因困于财力、人力、物力。”
“正因如此，方能是皇室的一次机会。”
“嗯，详细来。”
先其一，虽然掌控有限，奉，吉林，黑龙江等地方政府都督皆为我大清前朝旧臣。尚且不吉林都督陈昭常，黑龙江都督宋濂。
“单这奉都督赵次珊（赵尔巽字）……” 马佳·绍英悠悠开口，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此人确是前清重臣，历任湖广、四川总督，乃至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于关外根基深厚。
民国肇建，为稳定东北局势，袁世凯不得不倚重这些旧臣，赵尔巽遂得以留任奉都督，总揽奉军政大权。
他虽已向民国宣誓效忠，但毕竟是深受皇恩的旧官僚，与清室千丝万缕的联系岂能轻易割断？
奴才断言其内心对旧主尚存一丝香火之情。在对维系关外“秩序”与自身权力根基的考量中，必将能为皇室产业留下一线辗转腾挪的空间。
再其二，正因袁世凯苦恼财政赋税收入，同时大肆加强中央集权，对全国的掌控。增加政府赋税收入乃是袁世凯当前第一要务。
皇室从中大力远奔走，推进袁世凯之民国政府对北方各省区土地清丈政策。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皇室三方都有利可图，都会乐见其成。
皇帝轻轻摩挲着玉如意，语气里多了几分冷峭的讥诮，仿佛在一件与己无关的趣事：“总管大人既然，如今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此刻怕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想把全国的土地，尤其是咱们关外那些看似无主、实则牵丝绊藤的地，好好理一理，好往国库里多扒拉些银子？”
马佳绍英仔细对皇帝分析道，正是！如今之势，尚有三股力量可资以利用。
民国中央之‘势’：袁世凯政府急于清理田赋、增加中央收入、打击地方割据财力，故强力推行土地清丈乃既定国策，势不可挡。我皇室若逆此势，必被碾碎；
若主动表态配合，甚至提供部分旧档协助，则可化被动为“主动合作者”，在清丈过程中争取发言权。
奉地方政府之‘势’：此为核心。
赵尔巽主政奉，其首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稳定、巩固个人权位、并完成中央交办的清丈任务以彰显政绩。
清丈必然触动当地豪强士绅利益，引发矛盾。若皇室主动配合，等于减轻了赵尔巽推行政令的一大阻力（皇室田产往往面积广大，情况复杂），甚至可提供部分“内部信息”助其厘清某些陈年纠葛。
此为赵尔巽所需之“利”。
皇室则可借此，与赵尔巽建立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关系：我助你顺利清丈、稳定地方；你则在清丈过程中，对我皇室产权给予确认、对恶性侵吞皇产的庄头豪强予以适当打击、并在新定章程中给予相对公道的处置。
打击豪强之‘势’：土地清丈本就有清查隐匿、平均赋税、抑制兼并之效，客观上是对盘踞地方、侵蚀国课（也侵蚀皇产）的士绅豪强的打击。
皇室可将自身定位为‘同样受豪强侵欺的受害者’，争取舆论同情，并将民国政府“整顿地方”的目标与皇室“收回权益”的诉求部分重合，借官方之力，清理门户。
“时（民国推行清丈国策）、地利（奉为旧臣主政）、人和（皇室主动配合，赵尔巽或可默契），三者若能聚合，则北方皇产清丈，非但不是末日，反可能成为一次危机中的转机。” 马佳·绍英完，身子竟有些微微发抖，不知是激动还是恐惧。
他详细列举了可能的操作步骤：先通过隐秘渠道（如醇亲王或仍与赵尔巽有旧的内务府官员）与赵尔巽取得联系，试探其态度；
之前内务府为应对土地清丈，早就准备了翔实的北方皇产原始档册（尽可能齐全），作为“合作诚意”与谈判筹码；
拟定皇室的核心诉求底线（如产权确认、追缴部分历年巨贪、租赋收益分成比例等）；
甚至考虑在万不得已时，同意将部分偏远、难以管理的劣质土地“赎买”或“捐献”给地方政府，以换取对核心优质资产的保障。
当然，马佳绍英也指出了重重风险：赵尔巽态度可能暧昧甚至拒绝；民国中央可能干预，要求更彻底的“国有化”；操作过程中消息泄露，可能引发宗室内部激烈反对或外部舆论抨击；即便成功，所能挽回的利益也必然大打折扣……
但最终，他坚定以近乎悲壮的口吻道：“坐以待毙，则百年基业尽付东流；奋起一搏，或可存续些许血脉之资。纵前路荆棘，事在人为。伏乞圣断！”
凌霄微微颔首点头，“如此巨大利益，确实能令中央、地方都动心。”
养心殿内，方才那缕豁然开朗的气氛尚未完全沉淀，便被皇帝接下来的话语引入了更现实、也更微妙的层面。
马佳绍英仍保持着躬身的姿态，耳朵却敏锐地竖着，捕捉皇帝每一个字的重量。
“只是清丈过后，即便皇室能够收回部分土地，内务府又该如何控制管理经营？”
马佳绍英心应道：“观其政令袁世凯……大有整饬边务、充实府库之意。此举暂时能稳定东北局势，亦能帮助内务府稳定皇庄的秩序。”
“只是！皇上此时便考虑皇庄之后的控制管理，经营等问题，是否还为时尚早？”
凌霄一动不动的，双眼直挺挺的注视着马佳绍英。
“整饬边务，充实府库……”皇帝轻轻重复了一遍，嘴角似有若无地牵动了一下，“这是好事。国朝疲弱多年，民国方立，关外日俄环伺，能有人真正去经营那片黑土地，总比荒着、乱着强。”
“不早了，既然要主动周旋，推进土地清丈，内务府还是早做准备为好。”
“如今津皇庄土地清丈过后的乱象，便是对内务府的警示。”
“爱卿奏折所言，可依照醇亲王在津皇庄的管理模式。”
“虽醇亲王在津逐步实施新政令，改变皇庄管理模式，此时仍在初步实施阶段，内务府亦在全力配合，其效用尚不知结果如何。”
他顿了顿，将玉如意搁在炕几上，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既然咱们想推动清丈，我们便全力配合。那些账目不清、管束不聊庄子、林场、牧场，索性借着这次清丈，该查的查，该办的办。总能追回些钱粮土地，填一填内务府的窟窿，应一应急。”
马佳绍英了然称是，心里却飞快盘算。
皇帝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话锋忽然一转，语气更缓，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过，追回来些零星土地财物，终究是杯水车薪。那些地方高皇帝远，就算这次清理了，换上一批人，过几年，怕又是老样子。内务府，真有那么多人手、那么大力气，去管千里之外的事吗？”
凌霄沉声道，这固然能得些实惠，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究只是暂时。且动作太大，难免触动关外那些八旗宗亲与地方势力的利益，后续麻烦不少。
马佳绍英一怔，隐约捕捉到皇帝话里别样的意味，却不敢接话，只是将头埋得更低。
皇帝的目光又投向窗外，声音轻得像烟：“既然管不了，守不住，何必硬撑着空名头？民国不是要推行土地政策么？听闻已在津些许地区实行，土地赎买？倒是新鲜。”
“与其让那些土地名义上归属皇室，实则被蠹虫啃噬、被豪强窥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顺水人情？”马佳绍英下意识地重复，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拨动了。
“对，顺水人情。”皇帝收回目光，看向他，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引导，“通过他们的清丈，把那些我们根本无力掌控的土地，光明正大地‘卖’给当地肯出钱、有意经营的乡绅、地主。价钱嘛，可以商量，关键是手续要清，地契要过明路，钱货两讫。”
马佳绍英的眼睛慢慢睁大。
皇帝的话，给予了他混沌的思绪里沉重的一击，皇上怎么会有如此想法，主动断送皇室立身根本之基业。
皇帝继续着，语调平稳，却字字敲在关键处：“还有更多偏远些、贫瘠些，或者根本无人耕种的无主荒地，皇室既然无力开垦，何不宣告下，免费供给关内无地流民前去垦殖？只需向民国政府备案，按他们的新章缴纳田赋即可。我们一不收地价，二不征重租，只求安置流民，开发边疆。这名头，好不好听？”
“这名头好听极了！皇上，这……这对百姓们自然是极好的善政！”马佳绍英脱口而出，呼吸不禁急促起来。他脑海中那点灵光骤然放大，变得清晰无比——皇帝这哪里是在放弃？这分明是以退为进，下一盘大棋！
这怕不是皇帝的想法，或许其背后亦有醇亲王载沣的手笔。
一旦想通，无数念头便奔涌而来。
是了，皇室主动配合清丈，甚至“放弃”大部分难以实际控制的土地权益，这在民国政府看来，无疑是极大的合作与让步。
而引导甚至帮助流民实边，更是直接帮袁世凯解决了心腹大患：华北流民得以安置，社会隐患消弭；东三省人口充实，耕地大增，不仅能缓解粮荒，更能稳固边防，对抗日俄渗透；
人口聚集，农工商业自然兴旺，铁路交通随之延伸，国库赋税必然增长……这一连串好处，对急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的袁世凯而言，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有了这份“厚礼”，皇室在优待条件上，自然更有底气。
更何况，皇帝那句质问“名义上属于皇室的土地能够在实际操作中能保留多少？”，如定海神针。这是在彻底失去之前，将虚名变实利，将远不可及的掌控，化为近在眼前的政治资本和部分现实权益。
想明白这一切，马佳绍英只觉得豁然开朗，原先的沉重和焦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钦佩与振奋的激动。他深深吸了口气，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皇上圣明！奴才愚钝，竟未思虑至此！此法一出，非但可解内府燃眉之急，更能收揽民心，结好于袁氏政府。将那些虚悬之名，化作实利与名望，巩固我皇室之基。且于国于民，开发边疆，抵御外侮，充实国力，皆有大利！奴才……奴才茅塞顿开！”
凌霄看着一旁激动的马佳绍英，脸上依旧没什么波澜，只是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如释重负的微光。他重新拿起那柄玉如意，温润的触感从指尖传来。
“还是爱卿通透，朕还没有考虑如此深远。所思所念不外乎此举能够大大减少内务府人员，财力，物力的支出，能够精兵简政更好的对部分皇庄加强管理，实质上增加内务府的收入。”
殿外，色依旧沉沉，养心殿内却仿佛亮堂了几分。那缕龙涎香的青烟，笔直地升起，穿过光影，消散在殿宇高深的穹顶之下。
却在君臣二人触及将“内务府亏空，赋锐减上”是否禀报皇太后这一关键节点时，骤然变得更为凝滞。
方才讨论“借势”、“搏击”时的那一丝近乎同媚锐气，此刻被更为现实的权力结构与人情羁绊所冷却。
马佳·绍英提出要将‘内务府亏空，赋税锐减’正式禀报隆裕皇太后的建议，实是出于老成持重的官僚本能与对现实权力格局的清醒认知。
他固然钦佩皇帝近数月来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沉稳与见识，处理宫内琐务甚至某些“外朝”消息时，那份条理与决断常令他这个老臣暗自心惊。
然而，皇帝终究只有六岁。
在法理上、在宗室与遗老旧臣的心中，隆裕太后仍是垂帘听政、统摄“逊清朝廷”的最终裁决者。
如此关乎皇室财政根本、甚至涉及与民国地方政府秘密交涉的重大决策，若完全绕过太后，仅凭皇帝与他这个内务府总管私下议定便推行，无异于在脆弱的琉璃器皿旁舞动铁锤，随时可能引发内部崩塌。
他更深层的忧虑在于保护皇帝。
马佳·绍英深知其中风险，一旦土地清丈推行中遇到巨大阻力（皇室若在东北进行土地清丈，其中必将涉及大量旗人，宗室皇亲的土地），那些本就对皇帝年幼却屡影主见”感到不安的宗亲重臣，必将群起攻讦，必成为众矢之的。
届时，所影擅权”、“轻率”、“败坏祖产”的罪名，都会压在年幼的皇帝身上，稍有不慎会直接分裂皇族内部。
马佳·绍英自己或可一力承担，但皇帝的威与声誉若受损，则是动摇根本。
“哼……他们难道还有这样的能力吗？”
皇帝眉梢微挑，那讥诮之意更浓了。
“津不是有正好的例子么。醇亲王的书信往来中，曾明言，那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王爷、贝勒们，在津的庄子、铺面，听不少私下里跟民国衙门接洽、接受清丈核价的，可不在少数？都透着一股‘顺势而为’的意味？”
马佳绍英心头一跳，这话直指宗亲勋贵的私心，他不敢妄议，只能含糊道：“这个……各位王爷贝勒，或也有其为难与考量。”
“考量？无非是利弊权衡罢了。”皇帝截断他的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砸在殿内寂静的空气里。
“他们能为了自家在津、在直隶那点实实在在的田产店铺，默许甚至暗中配合清丈，换一个平安，或许还能落点补偿。”
“怎么到了奉、吉林那些他们伸手难及、本就油水难捞的‘皇室公产’，反倒要跳出来指责朕‘放弃祖业’、‘不肖子孙’了？双标至此，无非是损公肥私之心，昭然若揭。”
他顿了顿，目光如冰棱般扫过马佳绍英略显不安的脸：“朕倒要问问，他们私下勾连、为自己谋利时，可曾想过‘祖业’？可曾想过‘大清’？如今朕与内务府商议，为的是在无可挽回的大势下，为皇室争取最大限度的实在利益和未来保障，他们倒有脸来三道四？”
马佳绍英感到额上刚下去的冷汗又要冒出来，连忙道：“皇上息怒，宗亲之中，识大体者仍是多数。且皇上所谋深远，非拘泥一时一地之得失可比。”
因此，当请皇太后明发懿旨，至少在皇族内部程序上取得了最高合法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息物议。
然而，皇帝的反应，却让他感受到了另一重更为复杂、也更为人性的艰难。
凌霄听到马佳绍英的提议后，那微微蹙起的眉头和眼中一闪而过的忧色，并非对权力被分润的不满，而是真切的对母亲身体的担忧。
“总管大人所思所虑，甚是老成持重。”
凌霄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朕岂不知当禀告皇额娘？只是……皇额娘凤体违和，自朕退位以来，便郁结于心，时好时坏，每况愈下。”
“太医院束手，朕几经周折，方劝得皇额娘勉强同意，让那些西洋医生入宫，与太医联合会诊。如今刚用上些新药，针灸调理，方见一丝起色，精神稍振。朕日夜悬心，唯恐再添烦扰。”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那绚烂的黄昏，仿佛能穿透宫墙，看到长春宫内那位被时代剧变与家族重担压垮的皇太后。
“慈财政困窘、产业凋零、乃至需与民国周旋委曲求全之事，亦或商定于东北皇庄土地资产之处理办法。若骤然悉数陈于皇额娘面前，以其心性，必是忧惧交加，恐旧疾复萌，前功尽弃。”
“朕……实不忍见皇额娘再受此煎熬。以凤体安康计，有些风雨，朕愿先独自承担些时日。”
这番话，情真意切，全然是一个儿子对病母的拳拳之心，甚至带着几分超越其身份的早熟担当。
马佳绍英听罢，保持着躬身的姿态，视线落在光滑的金砖地面上，心中却是波澜起伏，一阵酸楚与感慨。
他何尝不知皇帝对皇太后病体的顾虑，他完全理解，甚至感同身受。隆裕皇太后自退位后心力交瘁，病情反复健康确如风中残烛，受不得大的刺激。
皇帝纯孝，有此顾虑，实属自然。
然而，他身为内务府总管，执掌皇室钱袋，深知那巨大的亏空如同无底深渊，仅靠缝补已难以为继。
皇帝提出的策略，虽险，却是在绝境中劈出的一条可能生路。
这条路，需要强有力的推行，更需要“名正言顺”的外衣。私下商议即便再周详，终究是“阴谋”而非“阳谋”，缺乏法理和体制上的正当性，一旦事泄或遇阻，年轻的子将首当其冲，承受宗亲勋贵、甚至遗老旧臣如潮的指责与非议。
那“僭越”、“擅权”、“变卖祖产”的帽子扣下来，绝非少年皇帝所能轻易承受。
皇帝的眉头微蹙并未舒展，他同样在沉默中权衡。马佳绍英的忧虑他岂会不知？绕过体制，独断专行，带来的后患可能比财政危机本身更可怕。
但他更不愿见到的，是卧病在床的皇额娘为此忧急，让刚刚有起色的病情再度反复。那份深宫之中的母子相依之情，是冰冷政治算计中唯一温热的软肋。
良久，皇帝的目光从窗外的虚空收回，重新落在马佳绍英身上，声音比之前更加缓慢，却也更加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敲下的棋子：
“爱卿所虑极是。此事……确非朕与你二人私下定策便可贸然行之。”他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炕几边缘，“皇额娘处，能不惊动，便不惊动。皇额娘……需静养。”
马佳绍英微微颔首，心中稍定，知道皇帝是要谨慎行事。
凌霄继续道，语调中带上了更明确的指向：“若要稳步推进，不致引起朝臣非议，亦能彰显此事乃皇室公议、体恤时艰之举……醇亲王的支持，至关重要。”
一时间，养心殿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君臣二人对坐无言，各自心潮翻涌。
一方是程序合法性与政治风险的权衡，另一方是至亲健康与孝道伦常的顾虑。这不仅仅是政务决策，更交织着深宫之内特殊的人情与权力伦理。
良久，还是凌霄缓缓打破了沉默。
他收回投向窗外的目光，重新看向马佳·绍英，眼神已恢复了之前的沉静，并多了一丝决断。
“总管大人所虑极是。此事若全然隐秘，终究难行，亦难堵悠悠之口。然皇额娘处，确需暂缓，待凤体更为康健，时机合宜时，再行禀明不迟。”
暖阁内这番超越年龄的冷静讨论与秘密决议，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虽未激起公开的波澜，却在马佳·绍英心中激荡起层层紧迫而又必须压抑的涟漪。
他与皇帝，这一老一少，一个是被困深宫却洞悉未来的穿越者灵魂，一个是挣扎于现实财政泥沼的胆老臣，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超越常规宫廷程序的默契。
决定不在朝会上正式提出这项决议，任由宗室王公、遗老遗少进行公开讨论，实属“擅自”之举。
凌霄神色稍缓，但语气依旧坚定：“所以，不必理会那些杂音。当务之急，便是如醇亲王之前与你，以及在上月朝会上与几位心腹大臣议定的那般。
“皇室公开表态，正常配合民国政府进行土地清丈，主动核定申报皇室财产。这不是退缩，而是依据《优待条件》，主张皇室应得的、可操作的权益。”
“把水搅浑、对抗清丈，只会给人口实，最终可能连那名义上的土地都保不住。主动参与，厘清界限，才是正途。”
“奴才明白。”马佳绍英深深点头，皇帝这番话，将内部可能出现的阻力与虚伪直接点破，并指明了坚定前行的方向，让他心中更有底气。
皇帝话锋再次一转，这次带上了一丝算计的精明：“况且，爱卿这次不是提醒过朕么？如今坐镇奉的都督，可是赵尔巽。”
提到这个名字，马佳绍英精神一振，立刻接过话头：“正是！皇上，赵次帅虽效力民国，但其人秉性刚直，做事讲求章法实效，尤其痛恨贪渎不法、鱼肉地方。若是由民国中央推动，联合奉地方政府对关外皇庄官产进行彻底清丈……”
皇帝接口，嘴角勾起一抹冷然的弧度：“以总管大人所言，那赵尔巽的脾气和手段，那些平日里欺上瞒下、勾结地方、中饱私囊的庄头、管事，还有那些趁机侵吞皇产地亩的豪强、胥吏，怕是都要被他拎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了。”
“他主持清丈，可不会只对着皇家册子，必定要实地勘查，追究积弊。到时候，谁是蠹虫，谁侵占了皇室产业，恐怕会牵扯出一大片。”
马佳绍英压低声音道：“皇上的确如此！如此一来，清丈反而成了替皇室‘清账’、‘追赃’的利器！”
“许多我们内务府无力查、不敢查的陈年旧账，可能借着赵尔巽的刀，一笔笔被翻出来。即便最终土地归属按照新章处置，但过程中追缴回来的历年亏空、罚没的赃款赃物，乃至查明后被‘赎回’或‘补偿’的部分，恐怕……会比我们预想的‘些许财物’要多得多！这确是‘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
凌霄轻轻颔首，将那柄微凉的玉如意握紧了些：“所以，配合清丈，于公，可结好袁世凯，于私，可借赵尔巽之手清理门户、追回损失。”
“而开放流民垦殖之议，更是将虚名化为实利与声望的长远之策。里外里算下来，皇室不仅不吃亏，还可能大有裨益。那些只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宗亲，看得可有这般远？”
马佳绍英此时已是心悦诚服，满腔的疑虑尽去，只剩下一股急于将这番深谋远虑付诸实施的冲动。
他再次言辞恳切：“皇上算无遗策，洞若观火！奴才愚钝，先前只见其难，未见其机。经皇上点拨，方知此为化危为机、转守为攻的妙棋。奴才回去便加紧筹划，定将此事办得稳妥周全，既全皇室体面，更收实在之利！”
凌霄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折中而更具操作性的方案：“若要稳步推进，不至横生枝节，必须要醇亲王出面明确的支持。 ”
“醇亲王坐镇津，亲身历事，于外间情势了如指掌，更于皇室产业保全颇有建树。若有他背书倡议，或至少明确支持东北大规模土地赎买之法，则情况便大不相同。”
凌霄条分缕析，语气清晰。
其一，醇亲王在皇室身份贵重，颇有影响力，其意见足以代表部分宗亲勋戚的务实立场。他出面支持推动关于关外土地处置方案，性质便大不相同，可抵消许多保守空议。
其二，他在津所为，已有成效在前，其经验与判断，具有服力，可使此北方之议更显稳妥可行，非凭空臆想。
其三，若有醇亲王参与或背书，即便日后皇太后或宗亲问起，我等亦可言此乃采纳前线亲贵重臣之经验良策，师出有名，非我二人私下草率而定。
这个提议，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冲击隆裕皇太后权威的敏感点，转而寻求皇室内部另一股实力派（且是成功实践者）的支持，以此来增强决策的正当性与抗压能力。
既顾及了太后的健康与情绪，又为计划的推行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马佳·绍英眼睛一亮，心中豁然开朗。
皇帝此议，确是面面俱到，兼顾了情、理、势。他立刻躬身道：“皇上圣明！只需醇亲王背书支持，此事便成功大半！奴才回去便修书与王爷，探询其对此事之见。”
“待王爷回音，若得首肯，便可借王爷之威望与经验，草拟更为周详之条陈方略。届时，或可先于范围通气息（指少数关键宗亲重臣），再相机而校如此，步步为营，方为万全之策。”
皇帝的目光变得深远起来，“醇亲王与朕……虽有君臣之别，但血脉相连，于皇室未来，关切相同。”
皇帝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冷静道，“由醇亲王出面主持，或至少是首肯，此事便不再是朕年少‘独断’，而是皇室尊长权衡利弊后，为保全大局、顺应时势之‘公议’。”
“那些宗亲勋贵，纵有私心不满，面对醇亲王，其反对之声也要掂量几分。”
马佳绍英听得连连点头。皇帝虽然年轻，这番政治考量却极为老辣。
醇亲王的确是最合适的“挡箭牌”和“旗帜”。由他缓冲，皇帝的决策压力将大大减轻，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将显着增强。这既保护了皇帝，也让计划推行起来阻力更。
马佳绍英由衷道，“若能得醇亲王殿下支持，以殿下之名义，召集相关王公、内务府大臣并一二通晓时务之老成官员，共同商议核定，形成一份正式的条陈或议案，再呈请皇太后御览（或酌情省略），最后以皇室或内务府公文形式，正式与民国政府接洽……如此，程序完备，名正言顺，纵有杂音，也难撼大局。”
凌霄微微颔首：“如此甚好。便依此议。与醇亲王通信，务须慎密。北方之事，亦需从长计议，不可躁进。当前要务，仍是内稳紫禁，外通声息。”
一场潜在的内部危机与决策僵局，就在这对特殊君臣的冷静权衡与互相体谅中，暂时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与前进的路径。
因此，“稳”字当头，成为他下一步行动的最高准则。在将条陈密呈皇太后（走必要形式）的同时，他深知必须寻找一个坚实而可靠的盟友，一个能在外部呼应、并能提供实际经验与政治分量的人。
这个人选，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津那位正在与新时代周旋的醇亲王载沣身上。
载沣不仅在皇室内部地位尊崇，更关键的是，他正在津一线亲身实践着与民国政府周旋、并在其框架下竭力维护皇室产业权益的“实验”。
他的经验、人脉、以及对民国官员行事风格的了解，都是紫禁城内无法获取的宝贵资源。
若有载沣支持甚至参与谋划，此事便不再是内务府孤掌难鸣，而有了亲贵实力的背书，分量与可行性都将大增。
“还是内务府大臣思虑周详。” 凌霄最终开口，语气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
凌霄微微颔首，眉宇间的忧色并未尽去，但多了一份决断后的沉稳：“便依此议。爱卿可先草拟一份详尽具体的奏折陈条，将关外皇庄之现状、财政之窘迫、配合清丈之利弊、开放垦殖之远景，尤其是借此清理积弊、可能追回权益之机，条分缕析，务必恳切翔实。朕会……寻合适时机，亲自与皇太后沟通。”
“此事确如履薄冰。步子怎么走，话怎么，分寸要拿捏好。”皇帝的声音恢复了平淡，“咱们不是去争，是去给。给出去，才能拿回来更重要的东西。”
重点在于：分析北方诸省（尤其奉）不同情势，预估各种可能阻力与风险，提出与民国中央及地方接洽之不同策略与分寸，以及皇室所能接受之最低限度的‘确权’与‘收益’保障。”
“嗻！奴才遵旨，定当仔细筹划，不负皇上深谋远虑！”马佳绍英叩首，再抬头时，眼神已是一片清明与笃定。
凌霄顿了顿，补充道：“此条陈，先呈皇太后慈览。亦密寄一份与醇亲王，听听醇亲王的意见。他在津经手实务，于与民国官员打交道、权衡利弊得失方面，经验或更切实际。”
凌霄轻轻吁了口气，仿佛卸下了一部分重担，但眼神依旧凝重，“此事关乎皇室存续之基，务必谨慎，步步为营。朕年少，许多事需仰仗你们这些老成之臣。但该做的事，总要有人去做。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能在你我手中，无声无息地败光了。”
“记住，宗旨不在争一时意气，而在为皇室，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实实在在的立身之基。 纵是残山剩水，也需竭力经营。”
“嗻！奴才遵旨！皇上圣虑深远，奴才必当竭尽驽钝，妥为筹划！维护皇室权益，开拓未来新局！” 马佳·绍英心头一热，同时也感到肩头担子更重。但前路似乎清晰了一些，至少，不再是皇帝与他两人在迷雾中孤独摸索。
皇帝虽幼，然此番对答，思路之清晰，权衡之冷静，竟远超其年龄，更难得的是那份在绝境中仍力求务实的决断。这让他这个老臣，在沉重的压力下，竟也生出一丝微茫的希望与干劲。
他知道，一条更为艰难、也更具争议的“合作”与“自救”之路，已在御前初步达成一致。
接下来，便是如何将那“一线生机”，细化为可操作的步骤，并在这波谲云诡的时局中，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了。
紫禁城的黄昏，似乎也因此番对话，染上了一层复杂而微妙的色彩。
凌霄在炕桌前，用稚嫩却平稳的笔迹，在奏折的留白处，写下了几句简单的批语，无非是“已阅，转呈皇太后慈鉴”、“着内务府与醇亲王妥议”等程式化的言辞。
但在合上奏折的瞬间，他心中已有了计较：无论太后最终如何决断，他都需要以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更多地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尤其是醇亲王载沣在津的种种作为。
那些带着泥土味、算盘声和机器轰鸣的消息，或许是这深宫死水中，唯一能让他感受到时代脉搏、并思考爱新觉罗家族或许还有的、另一条微出路的线索。
生存的博弈，已在紫禁城外展开，而他，这个困于宫阙的穿越者，必须竭力去看清棋局，哪怕执棋之手，已不再完全属于他的家族。
傍晚昏黄的阳光，映照着这对在历史夹缝中试图为家族寻找出路的君臣，也映照着一条通往未知、却必须踏上的荆棘之路。
“去吧。”皇帝挥了挥手，神色恢复了一贯的沉静，“章程要细，姿态要正，该让的利益大大方方让出去，该争的权益清清楚楚争回来。让下人看看，大清皇室，并非尽是恋栈禄位、不识时务之辈。”
“嗻！奴才告退。”马佳绍英起身行礼，躬身退出暖阁，直至退出养心殿，才感觉后背已被汗水浸湿。”
殿外的风吹在他发热的脸颊上，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振奋。
他知道，一场关乎皇室未来命运、交织着妥协与进取、暗藏无数机锋的棋局，已然在皇帝看似平淡的话语中，悄然落下了关键之子。
而奉那位以刚猛着称的赵次帅，或许将在不自知中，成为这盘棋里一枚重要的棋子。
马佳绍英投出的这颗石子，已经漾起了涟漪。接下来，就看这紫禁城以及众多官员，如何消化这份充满危机与悖论的财政报告，以及那个大胆而又屈辱的提议了。
养心殿的朱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将夏日的蝉鸣与一个皇室家族关于生存的艰难筹算，暂时隔绝开来。
……
回到值房，他摒退闲杂，独自枯坐，将今日与皇帝的奏对，结合多日来的焦虑思量，重新细细梳理，将思绪梳理得如同绷紧的弓弦。
思路如同在浓雾中摸索，渐渐竟真的想出几条或许可行的路径。
念头一旦明晰，便如一道微光，照亮了原本看似纷乱的局面。
马佳·绍英铺开纸笔，开始草拟那份皇帝要求的“更为具体的条陈”。
他的笔锋变得比写奏折时更为大胆、也更具策略性。这份条陈，已不仅仅是一份财政报告，更是一份在绝境中寻求政治同盟、进行利益交换的行动纲要。
它标志着以马佳·绍英为代表的部分清室务实派，终于开始尝试以一种极为现实、甚至略显屈辱的方式，在民国的新秩序下，为这个没落皇族寻找夹缝中生存的可能。
随后又取来特制的宫廷密札用纸，用馆阁体恭楷，开始给醇亲王载沣书写一封措辞极其谨慎、意涵却务必清晰的长信。
信中，他先以例行公事的口吻，禀报了内务府清查库房、夏征艰难的总况，渲染皇室财政之困窘，为后续提议铺垫出足够的迫切性与正当性。
接着，他笔锋一转，以充满感慨与推崇的语气，详细转述了皇帝对“王爷在津举措之英断与成效”的“深为嘉许”与“仔细研读”，尤其突出了皇帝对“借势肃贪、减租实收”之理的“领悟”与“深思”。
然后，他才心翼翼地切入正题：
“王爷坐镇津门，亲历其事，于中外情势、官府脉络，洞若观火。奴才愚钝，奉旨筹画北方诸省皇产善后之策，愚意以为，或可斟酌参仿津门成例，相机而校然关外情势迥异，奉主政者又系旧识，其中分寸、时机、利害之权衡，非深悉外间实务如王爷者，不能真切把握。”
“伏乞王爷拨冗，以津门经验为鉴，于此北方之议，赐示卓见。若王爷觉其事有万一之可行，当如何入手？当如何与奉赵次帅（赵尔巽）等处之？当以何者为要，何者为忌？倘蒙王爷不弃，惠予指点，或能于王爷津门事业之外，另开一局面，为皇室多存一分元气。奴才翘首以盼，恭候王爷钧谕。”
信中，他只字未提这是与皇帝私下商议的结果，更未提及“绕开朝臣们擅自决断的众议”，将所有提议都包裹在“奉旨筹画”和“请教方略”的谦卑外衣之下。
但他相信，以醇亲王载沣的敏锐，必能从字里行间读出紫禁城内的风向变化、皇帝的倾向，以及此事背后潜藏的机遇与风险。
他特意用了“另开一局面”这样的词，暗示此事若能成，或可与载沣在津的作为南北呼应，形成一股暗中维护皇室实利的潜流。
信写毕，他亲自用黄绫封套封好，加盖内务府总管大臣的私印和特殊火漆标记，唤来绝对心腹的属下，叮嘱其必须面交醇亲王本人，并等候回音。
与此同时，马佳·绍英开始筹划另一条并行的试探之路：接触民国政府官员。
他深知，无论与载沣沟通结果如何，最终要落实北方清丈中的“合作”，都绕不开与民国方面打交道。
他不能完全依赖醇亲王载沣的渠道，内务府必须建立自己的信息源和接触点。
他通过仍在京师活动、与民国衙门有些关系的旧属、乃至某些有求于内务府（如希望购买宫中流出器物或疏通某些旗人事务）的中间人，开始非常谨慎地放出风声。
内务府有意“了解民国清丈新政之具体章程与成效”，尤其是涉及“前朝公产”处理的部分，并愿意提供“部分历史档册以备参考”。
这种接触必须极其隐蔽，以“学术交流”或“协助厘清历史遗留问题”为名，避免任何政治联想。
马佳·绍英希望通过这种低调的试探，达成几个目的：一是摸清民国方面（至少是相关部门）对处置皇室田产的真实态度与底线；二是评估直接与赵尔巽乃至中央接洽的可能途径与风险；三是为可能到来的正式交涉铺垫一点人脉与认知基础。
他如同一个在雷区边缘的探路者，每一步都需瞻前顾后，如履薄冰。
一边是紫禁城内可能随时爆发的保守势力反弹，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民国官场漩涡，而他手中所能倚仗的，除了皇帝那超越年龄的默许，便只有对皇室产业最后一点抢救性管理的责任感，以及醇亲王载沣会伸出的援手。
马佳·绍英知道，自己正在撬动一块沉重的历史顽石。
无论成败，紫禁城这座沉寂的宫殿里，一股力求适应新现实、哪怕是以一种隐秘而屈辱的方式的暗流，已经在他与那位幼皇帝的共谋下，悄然生发了。
而津醇亲王的回音，将成为决定这股暗流能否汇聚成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