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一、考古实证：三星堆与殷商遗址的琥珀制品
1. 三星堆遗址的蝉纹琥珀坠饰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枚心形琥珀坠饰，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琥珀制品。该坠饰高5.1厘米，一面阴刻蝉背纹，另一面刻蝉腹纹，上端有穿孔可穿系。通过地层学与碳十四测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约3200-28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这枚坠饰的工艺特征（如阴刻技法）与同期青铜器纹饰风格一致，表明古蜀人已掌握琥珀加工技术，并将其用于宗教仪式或身份象征。
2. 山西保德殷商遗址的琥珀珠
山西保德林遮峪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数枚琥珀珠，其年代与三星堆坠饰相近（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这些珠子呈不规则圆形，穿孔技术成熟，与同时期玉器工艺相似，推测为贵族佩戴的装饰品。尽管数量较少，但它们与三星堆坠饰共同构成了商周时期琥珀使用的实物证据链。
二、文献记载的早期认知
1. 《山海经》中的“育沛”
先秦典籍《山海经·南山经》记载：“丽麂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近代学者章鸿钊在《石雅》中推断，“育沛”可能指琥珀。尽管这一解读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育沛”是其他贝类或矿物），但结合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可推测至迟在战国时期，古人已对琥珀的药用价值和装饰功能有了初步认识。
2. 汉代文献中的明确记载
西汉陆贾《新语·道基》首次明确提到“琥珀”一词：“琥珀珊瑚，翠羽珠宝，山生水藏，择地而居”。东汉班固《汉书》将其写作“虎魄”，并记载了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琥珀的史实 。这些文献表明，汉代琥珀已作为珍稀物品通过贸易传入中原，其名称与功能逐渐被系统化认知。
三、早期琥珀的文化意义与工艺特征
1. 神圣性与身份象征
商周时期的琥珀制品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或祭祀坑，如三星堆祭祀坑和山西保德贵族墓，显示其为权贵专属的奢侈品 。琥珀的金色光泽可能被赋予“凝固的阳光”等宗教寓意，三星堆坠饰的蝉纹更暗示其与生命轮回观念的关联（蝉象征重生）。这种将琥珀与神圣性结合的传统，在后世（如辽代陈国公主墓的琥珀璎珞）中得到延续。
2. 工艺技术的初步发展
商周琥珀以素面珠饰为主，三星堆坠饰的阴刻工艺虽简单，却体现帘时玉器加工技术向有机材料的延伸。汉代以后，琥珀雕刻技术显着提升，出现圆雕、镂雕等技法，如广州南越王墓的琥珀兽形印和江苏邗江姚庄汉墓的线刻琥珀印。这一演变轨迹表明，琥珀逐渐从单纯的装饰品发展为艺术创作的载体。
3. 原料来源的推测
商周琥珀的材质来源尚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其可能来自缅甸（如三星堆琥珀的红色调与缅甸血珀相似），也有观点认为通过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传入的波罗的海琥珀。但由于缺乏科学检测数据，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
- 时间上的相对滞后
世界范围内，琥珀的使用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如欧洲1.3万年前的琥珀饰品） 。中国商周时期的琥珀发现虽晚于西方，但其工艺水平与文化内涵独具特色，反映了不同文明对自然材料的差异化利用。
- 功能与象征的趋同
尽管地域相隔，早期人类对琥珀的认知存在相似性：欧洲旧石器时代将琥珀视为护身符，古埃及用其装饰木乃伊，而中国商周时期的琥珀同样兼具宗教与身份标识功能 。这种跨文化共性表明，琥珀的物理特性（如光泽、静电现象）使其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普遍被赋予神秘属性。
结语
中国最早发现琥珀的时期可确定为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的蝉纹琥珀坠饰和山西保德的殷商琥珀珠是这一结论的核心证据。这些发现不仅将中国琥珀使用史提前至3000余年前，更揭示了其与宗教信仰、社会等级的紧密关联。随着汉代以后贸易网络的扩张，琥珀逐渐从西南边陲的“神物”演变为中原贵族追捧的“奇宝”，其文化内涵与工艺技术亦不断丰富。这一历程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缩影，也为研究古代东西方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