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况，生平里籍与兄徐演同，为南朝齐东海郯人，生卒年亦与之相同（约生于470年代，卒于499年）。他是南齐宰相徐孝嗣的次子，同样出身于钟鸣鼎食的东海徐氏家族。与兄长徐演相比，徐况的生平在史书中的记载更为简略，但其人生轨迹与最终命运却与兄长如出一辙，同样深刻地镶嵌在南齐末年血腥的政治图景之中，成为家族巨大悲剧里并列的一个悲怆符号。
作为徐孝嗣的次子，徐况成长的环境与兄长徐演并无二致。他同样沐浴在东海徐氏深厚的家学传统之中，自幼接受严格的士族教育，博览经史，涵养文采，熟悉典章制度与贵族礼仪。虽然作为次子，他可能不像长子徐演那样被明确视为家族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人，但其作为宰相之子所享有的特权、资源与社会地位，依然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他的婚姻，同其兄一样，也是一桩极其显赫的政治联姻。徐况迎娶了齐明帝萧鸾之女山阴公主，成为了另一位驸马都尉。这桩婚姻极具象征意义：徐演娶武帝之女，徐况娶明帝之女，这意味着其父徐孝嗣在武帝系与明帝系这两大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试图通过联姻与双方都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以确保家族的长久安稳。徐况因此成为其父亲高超政治布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凭借父亲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和驸马的身份，徐况的仕途理应一帆风顺。尽管史书对其所任官职记载阙如，仅知其最终官至“驸马都尉”，但可以合理推测，他必然在朝中或地方担任着清显的官职。依照南朝惯例，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物，起家官很可能与兄长类似，为太子舍人、着作佐郎或其他侍从皇帝、太子的亲近职务。他的日常生活，应是周旋于建康城的宫廷与贵族社交圈中，参与文酒之会，与当时的才学之士交往，过着一种优游、风雅的贵族生活。作为山阴公主的丈夫，他需要时常出入宫禁，这要求他不仅具备学识，更需精通礼仪，举止得体，以维护皇家的尊严与家族的声誉。
然而，南齐永元年间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彻底粉碎了徐况平静优渥的生活。其父徐孝嗣作为顾命大臣，在暴君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虽试图挽回朝纲，但其温和谨慎的作风在极端混乱与残暴的政治环境中完全失效。永元元年（499年）十月，东昏侯在佞臣的唆使下，决意铲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徐孝嗣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被直接赐死于宫中省署。这场屠杀的残酷性在于它的彻底性。为了根除一切可能的后患，防止徐氏家族日后进行报复，东昏侯的诏令明确要求将徐孝嗣的子嗣一并处死。于是，作为徐孝嗣的儿子、当朝驸马，徐况与其兄徐演同时被捕，并与父亲一同被赐死。
徐况的死亡，其悲剧性更具一层反讽的意味。他娶了明帝之女，本应是皇权最紧密的同盟者和受益者，这层关系在常态下应是其最坚固的保护伞。然而，在非理性的皇权暴虐面前，这层姻亲关系显得不堪一击，甚至可能因其与特定皇帝（明帝）的关联，而在东昏侯这位继承者看来变得微妙而可疑。他的驸马身份不仅未能保护他，反而使其死亡更具象征意义：它宣告了在绝对的皇权之下，任何关系、任何功绩、任何身份都无法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
徐况的一生，几乎完全被笼罩在其父与兄长的光影之下，史家并未给予他独立的笔墨。他的才华、他的性格、他的具体政绩，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无从知晓。后世之所以还记得他的名字，仅仅因为他是那场着名政治惨案的连带受害者。他存在的历史意义，仿佛就是为了与父兄一同赴死，以完成徐氏家族在这场悲剧中的完整叙事。他与山阴公主是否有后代留存，史无记载，即便有，在家族遭此灭顶之灾后，也必然沉寂于历史的角落。徐况的故事，与其父兄的遭遇共同构成了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照出南朝门阀政治辉煌外表下极其残酷与黑暗的内核，提醒着世人，在绝对权力的碾压下，个体的命运是何其脆弱与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