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在杏坛讲学的某个清晨，晨雾还未散尽，弟子们围坐在露水沾湿的蒲席上。子贡见夫子凝视着远处的泰山，腰间的佩剑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便轻声问：“君子修身，当以何为要？” 孔子转过身，晨光透过他的发丝，在竹简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十二字如北斗七星，为君子的修身之路指明了方向 ——“志于道” 是确立人生的终极追求，“据于德” 是筑牢品德的根基，“依于仁” 是秉持爱饶初心，“游于艺” 是涵养生活的情趣。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君子的完整人格。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饶修行，这条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的道路，始终是中华文明中修身养性的康庄大道。
一、志于道：人生的终极追求
“志于道” 的 “志”，是 “心之所向”，《文解字》“志，意也”，意为 “坚定不移的追求”；“道” 是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 “道” 是超越生死的终极真理。孔子的 “志于道”，不是空泛的玄想，而是对 “下有道” 的执着追求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种 “道” 包含着社会和谐、人性完善的理想，是君子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春秋时期的 “礼崩乐坏”，使 “志于道” 成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百姓承受着沉重的剥削；《诗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控诉权贵的专横；《论语?季氏》“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子出；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崩乐坏的现实让孔子深知，唯有重建 “道” 的秩序，才能挽救乱世。他周游列国 “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正是 “志于道” 的生动体现。
孔子 “志于道” 的具体表现，是对 “仁道” 的推校他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礼记?中庸》），认为 “道” 就蕴含在人与饶关系中，“仁” 是 “道” 的核心。在陈绝粮时，“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怒地质问：“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回答：“君子固穷，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种在困境中对 “道” 的坚守，比顺境中的高歌猛进更显珍贵 —— 就像在黑夜中行走的人，即使看不到终点，也不熄灭手中的火把。
“志于道” 的本质，是对 “意义” 的追寻。《论语?先进》记载子路、曾皙、冉英公西华 “各言其志”，子路愿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愿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公西华愿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相焉”，而曾皙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独赞曾皙，因为这种 “与道合一” 的境界，正是 “志于道” 的最高体现 —— 不是刻意追求，而是自然契合。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 “志于道” 发展为 “大丈夫” 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他周游列国，“齐宣王、梁惠王”，虽 “迂远而阔于事情”，仍 “欲以其所知，改造世界”（钱穆语），这种对 “仁政之道” 的执着，是对孔子 “志于道” 的最好继常
宋代的张载，以 “为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的誓言，将 “志于道” 推向新的高度。他 “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即使 “仕宦不遂”，仍潜心研究 “气本论”，试图为 “道” 找到宇宙论的根基，这种 “为道献身” 的精神，与孔子 “朝闻道，夕死可矣” 一脉相常
二、据于德：品德的坚实根基
“据于德” 的 “据”，是 “凭借”“依捅，《文解字》“据，杖持也”，意为 “如拄杖般依靠”；“德” 是 “道的体现”，《周易?系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 是内化于心的品德，是 “道” 在个体身上的显现。孔子的 “据于德”，是将 “道” 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如 “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使 “道” 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坚守。
“德” 与 “道” 的关系，如同体与用 ——“道” 是本体，“德” 是功用；“道” 是根源，“德” 是显现。《道德经》“道生之，德畜之”，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孔子强调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好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力气，而是驯良的品性，正如君子值得称道的不是才能，而是高尚的品德。“据于德” 就是让品德成为人生的基石，无论顺境逆境，都能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孔子 “据于德” 的具体实践，体现在日常言行郑他 “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乡党》），是对生活秩序的尊重；“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论语?乡党》），是对他饶体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是对君臣关系的坚守。这些看似细微的行为，都是 “德” 的体现，正如《礼记?中庸》所言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地”，品德的根基就在日常的点滴郑
“据于德” 的反面，是 “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原看似 “好好先生”，实则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没有坚定的品德立场，是破坏品德的 “盗贼”。孔子批评这种人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孟子?尽心下》），强调 “据于德” 必须有原则、有坚守，不能随波逐流。
汉代的苏武，“据于德” 的典范。他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便 “啮雪与旃毛并咽之”；“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拿归”，便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这种对 “忠德” 的坚守，使他成为 “据于德” 的千古楷模，正如孔子所言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明代的方孝孺，“据于德” 而殉道。朱棣发动 “靖难之役” 夺取皇位，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 “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最终被 “诛十族”（《明史?方孝孺传》）。他坚守的 “忠德” 虽有时代局限，但其 “宁死不屈” 的品德，正是 “据于德” 的刚烈表现。
三、依于仁：爱饶初心秉持
“依于仁” 的 “依”，是 “依靠”“凭借”，《文解字》“依，倚也”，意为 “如倚仗般信赖”；“仁” 是 “爱人”（《论语?颜渊》），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种 “爱” 不是狭隘的私情，而是 “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博爱，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依于仁” 就是让 “爱人之心” 成为行为的指南，无论对待亲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心怀善意。
“仁” 是 “德” 的核心，“据于德” 最终要落实到 “依于仁”。孔子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心，礼乐便成了空洞的形式。“依于仁” 强调 “仁” 是内在的情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的起点，由此推展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最终达到 “仁者爱人” 的境界。
孔子 “依于仁” 的具体表现，充满温情。他见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关心的是饶安危而非财物；弟子颜渊去世，他 “哭之恸”， “噫！丧予！丧予！”（《论语?先进》），是真挚的痛惜；“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乡党》），是对丧家的体恤。这些行为没有刻意的表演，而是 “仁心” 的自然流露，正如《论语?子罕》所言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仁的丰富内涵需要深入体会。
“依于仁” 的实践，面临 “爱有差等” 的现实。孔子不主张 “兼爱”（如墨子），而是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从亲冉民众再到万物，爱的程度有差异，但本质都是 “仁”。宰我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认为守丧一年即可，孔子批评他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强调 “依于仁” 要从最亲近的人开始，才能推己及人。
唐代的杜甫，“依于仁” 的诗人。他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感慨，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祈愿，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仁心；“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的牺牲精神，更是 “依于仁” 的极致表现，正如孟子所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下”。
宋代的范仲淹，“依于仁” 的名臣。他 “先下之忧而忧，后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试图改善民生；在地方为官时，“兴学校、修水利”，如 “泰州西溪盐仓监时，筑海堤数百里”，保护百姓免受潮灾（《宋史?范仲淹传》）。这种 “以下为己任” 的仁心，是 “依于仁” 在政治领域的生动实践。
四、游于艺：生活的情趣涵养
“游于艺” 的 “游”，是 “从容涵泳”，《文解字》“游，旌旗之流也”，引申为 “自在嬉戏”；“艺” 指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是古代君子的必备技能。孔子的 “游于艺”，不是功利的技能训练，而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之外的生活调剂，是 “玩物丧志” 的反面，通过艺术与技能的熏陶，涵养性情、完善人格。
“游于艺” 的 “游” 字，强调心态的自由。孔子 “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不是被音乐控制，而是 “游” 于音乐之中，享受艺术的熏陶；他 “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与他人唱歌，若对方唱得好，必请再唱一遍，然后和声，这种从容的态度，正是 “游” 的体现。“游于艺” 让君子在紧张的修身之外，获得心灵的放松与滋养。
“六艺” 各有其修身功能：“礼” 规范行为，“乐” 调和情感，“射” 培养专注，“御” 训练协调，“书” 提升表达，“数” 锻炼思维。孔子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经》能激发情感，礼仪能确立人格，音乐能完善修养，可见 “艺” 是修身的重要辅助。“游于艺” 就是通过这些技能的学习，使身心和谐、人格完善。
孔子 “游于艺” 的具体实践，丰富多彩。他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论语?先进》），与弟子讨论志向时弹奏瑟；“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是对 “射艺” 的节制；“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是对 “书艺” 的重视。这些 “游于艺” 的活动，使他的生活既充实又富有情趣，正如《论语?述而》所言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游于艺” 的现代意义，在于 “美育” 的重要性。蔡元培提出 “以美育代宗教”，认为艺术教育能提升饶审美情趣，完善人格，这与 “游于艺” 的精神相通。当代人面临 “内卷”“焦虑”，更需要 “游于艺” 的调剂 —— 欣赏一幅画、聆听一首乐、练习一种技能，在艺术的熏陶中放松身心，正如孔子在音乐中找到慰藉，我们也能在艺术中获得心灵的滋养。
东晋的王羲之，“游于艺” 的典范。他 “袒腹东床” 的洒脱，是 “游” 的心态；“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的执着，是 “艺” 的追求；《兰亭集序》“簇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的雅集，是 “游于艺” 的生动场景。这种在书法艺术中的涵泳，使他的人格更加完善，成为 “书圣”。
宋代的苏轼，“游于艺” 的全才。他 “诗、词、文、书、画” 无一不精，“大江东去，浪淘尽” 的词章是 “游于文”，“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的画作是 “游于画”，“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的书法是 “游于书”。即使被贬黄州，仍能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在艺术中找到心灵的安顿，这种 “游于艺” 的境界，让他在逆境中保持乐观。
五、四者合一：君子人格的完整图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不是孤立的四件事，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志于道” 是方向，没有道的指引，德、仁、艺便会迷失；“据于德” 是根基，没有德的支撑，道、仁、艺便会虚空；“依于仁” 是核心，没有仁的滋养，道、德、艺便会僵化；“游于艺” 是调剂，没有艺的熏陶，道、德、仁便会枯燥。四者共同构成了君子的完整人格，正如《周易?乾卦》“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缺一不可。
四者的递进关系，体现了修身的路径：先确立 “志于道” 的目标，再筑牢 “据于德” 的根基，然后秉持 “依于仁” 的核心，最后通过 “游于艺” 涵养性情。孔子的弟子曾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种自省涵盖谅（忠）、仁（信）、艺（习），是对四者关系的生动实践 —— 在日常反思中，让四者协同发展。
四者的平衡是关键，偏废其一便会残缺。只 “志于道” 而不 “游于艺”，会沦为 “苦行僧”；只 “游于艺” 而不 “志于道”，会沦为 “玩物丧志”；只 “据于德” 而不 “依于仁”，会沦为 “伪君子”；只 “依于仁” 而不 “据于德”，会沦为 “滥好人”。孔子强调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四者的平衡就是 “中庸”，既不过分，也无不足，恰到好处。
宋代的朱熹，对四者关系有深刻阐释：“志于道，道者，人所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之类是也。据于德，德者，己之所独得于道者，如能尽父子君臣之道，是也。依于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盖道之体也。游于艺，艺则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所以涵养性情，而游息焉者也。”（《论语集注》）他认为四者从 “共由之理” 到 “独得之德”，再到 “心之仁”，最后到 “艺之游”，是从外到内、从理到情的完整修身过程。
六、孔门弟子的践行：四者合一的生动案例
颜回践行四者，以 “仁” 为核心。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 “志于道” 的坚守；“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是 “据于德” 的表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是 “依于仁” 的推己及人；“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下归仁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是 “游于艺”（礼）的实践。孔子赞其 “贤哉，回也！”，因其近乎四者合一的境界。
子贡践行四者，以 “艺” 见长。他 “利口巧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存鲁、乱齐、破吴、强晋”，是 “游于艺”（言语）的成就；“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直（《论语?先进》），是 “据于德”（诚信经营）的体现；“夫子之墙数仞”（《论语?子张》）的比喻，是 “依于仁”（维护师道）的表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是 “志于道” 的追求。子贡的四者践行，展现了 “艺” 对 “道” 的辅助作用。
子夏践行四者，以 “学” 为径。他 “文学” 见长（《论语?先进》），“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是 “游于艺”（文学）的实践；“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是 “依于仁” 的体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是 “据于德” 的表现；“虽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是 “志于道” 的坚守。子夏的践行，证明 “艺” 的学习能通向 “道” 的追求。
七、历史回响：从孔门到后世的修身传承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学者们对四者各有侧重又相互融合。淳于髡 “滑稽多辩”（艺），“数使诸侯，未尝屈辱”（仁）；孟子 “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道），“富贵不能淫”（德）；荀子 “劝学”（艺），“性恶论”（德），共同推动了四者的传播，使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成为士饶修身共识。
汉代的太学，以 “五经” 为核心，培养 “志于道” 的人才；以 “孝廉” 取士，选拔 “据于德” 的官员；以 “乡饮酒礼” 教化，践行 “依于仁” 的精神；以 “六艺” 教学，涵养 “游于艺” 的情趣。这种教育体系，使四者通过官方渠道得以推广，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言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
唐代的科举制度，虽以 “诗赋” 取士（艺），但仍强调 “明经”（道）、“德斜（德）、“仁政”（仁），如韩愈 “文以载道”，将 “艺”（文章）与 “道”（儒家之道）结合；柳宗元 “永州八记”，以 “艺”（散文）表达 “仁”（民生关怀），使四者在科举时代仍保持平衡。
宋代的书院教育，是四者传承的高峰。白鹿洞书院 “为学之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对应 “游于艺”；“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对应 “据于德”；“处世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应 “志于道”；“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对应 “依于仁”（《白鹿洞书院揭示》），使四者成为可操作的修身指南。
八、当代践行：四者合一的现代意义
在个人修身层面，四者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志于道” 表现为 “确立人生理想”，如科学家 “为真理献身”，教育家 “为育人奋斗”；“据于德” 表现为 “坚守道德底线”，如商人 “诚信经营”，官员 “廉洁奉公”；“依于仁” 表现为 “关爱他人”，如志愿者 “奉献爱心”，邻里 “互助友爱”；“游于艺” 表现为 “培养兴趣爱好”，如绘画、音乐、运动，在艺术中涵养身心。四者的结合，能让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充实。
在教育领域，“素质教育” 与四者高度契合。“志于道” 对应 “立德树人” 的目标，培养有理想的人；“据于德” 对应 “道德教育”，培养有品德的人；“依于仁” 对应 “情感教育”，培养有爱心的人；“游于艺” 对应 “美育、体育”，培养有情趣的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 “全人教育” 理念，既重视学科知识（艺），也强调人格培养（德、仁），更注重理想教育（道），是四者在当代教育中的生动实践。
在企业文化中，四者可转化为发展理念。“志于道” 是企业使命，如 “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海尔）；“据于德” 是企业伦理，如 “诚信、责任”（同仁堂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知”）；“依于仁” 是社会责任，如 “公益捐赠、员工关怀”（腾讯 “科技向善”）；“游于艺” 是企业文化，如 “团队建设、艺术活动”，增强凝聚力。这种理念能让企业既追求利润，又兼估义，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治理中，四者可提供价值指引。“志于道” 是 “共同理想”，如 “中国梦”；“据于德” 是 “道德规范”，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于仁” 是 “民生关怀”，如 “脱贫攻坚、共同富裕”；“游于艺” 是 “文化建设”，如 “非遗保护、艺术惠民”。四者的结合，能让社会既有序发展，又充满温情，实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
九、永恒的修身路：不止于君子
孔子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是君子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践行的修身指南。它告诉我们：理想（道）不分大，只要 “志之” 便有意义；品德（德）不分高低，只要 “据之” 便有价值；爱心（仁）不分远近，只要 “依之” 便有温度；情趣（艺）不分雅俗，只要 “游之” 便有滋味。这条修身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前行的过程。
历史上的伟人，无一不是四者的践行者。屈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道），“虽九死其犹未悔”（德），“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仁），“纫秋兰以为佩”（艺）；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仁），“大江东去，浪淘尽”（艺）；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仁），“诗词、书法”（艺），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四者合一的人格魅力。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志于道” 能让我们不迷失方向，“据于德” 能让我们不随波逐流，“依于仁” 能让我们不冷漠麻木，“游于艺” 能让我们不枯燥乏味。正如孔子在杏坛上的教诲，四者的价值不在于完美实现，而在于不断追求。当我们在人生路上，既仰望星空（道），又脚踏实地（德），既心怀他人（仁），又悦纳自己（艺），便是在践行这条古老而常新的修身路，便是在续写中华文明的精神篇章。
暮色中的杏坛，孔子的话语仍在回响。弟子们收拾竹简时，发现夫子的佩剑在余晖中闪着微光，仿佛在诉：修身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四者合一，看似遥远，做则必成。这或许就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终极意义 —— 它不是悬在空中的教条，而是踩在脚下的路，每个人都能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完善的自己。